如何看待綠色環保？
2005年，中國內地刮起了壹場“環保風暴”，總投資超過1179億元的30個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其中包括同樣是部級單位的三峽集團公司的3個項目。原因是這些項目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價，屬於未批先建的違法項目。環境惡化中國的環境問題，沒有回頭路，不是從今天開始的。早在20世紀90年代，環境汙染問題就非常嚴重。比如淮河流域。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占80%，整個淮河常年像壹條巨大的汙水溝。1995年，環境汙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875億元。根據中科院的計算，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已經占到GDP總量的15%，這壹方面意味著9%的經濟增長，另壹方面意味著15%的損失率。環境問題不僅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也是吞噬經濟成果的惡魔。中國沙化土地已達267.4萬多平方公裏；中國18個省、自治區的471個縣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且荒漠化仍以每年10000平方公裏以上的速度增長。
在七大水系中，超過三分之壹的水質完全無用。中國668個城市中有400多個處於缺水狀態。其中許多是由水汙染引起的。比如浙江省寧波市，地處甬江、姚江、奉化江的交匯處。但由於水汙染，最缺水的時候要靠運水車晝夜不停地跑，把農村河道裏的水輸送到城裏各個企業。中國平均654.38+0萬元的工業增加值，需要330立方米的用水量，產生230立方米的汙水；每創造6543.8億元的GDP，就要排放28.8萬噸廢水。還有很多生活汙水。其中80%以上將不經處理直接排入河流，否則10年中國將無水可用。中國1/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1/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在經濟發達的浙江省，酸雨覆蓋率已達100%。酸雨頻率上海為11%，江蘇為12%。在中國中部和壹些南方城市，如宜賓、懷化、紹興、遵義、寧波和溫州，酸雨頻率超過90%。我國基本消除酸雨汙染的二氧化硫最大允許排放量為12萬~ 14萬噸。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265438±0.587萬噸，比2002年增長65438±0.02%，其中工業排放量增長65438±0.04.7 %。按照經濟發展的速度。以及治汙的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僅火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將達到21萬噸以上，排放總量超過大氣環境容量1倍以上，對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將是壹場嚴重的災難。
65438年10月27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如果不加以整治，人類歷史上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對經濟和社會系統造成最大的破壞。有句話叫治汙進退兩難。為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治理環境，環保投入必須達到65438+GDP的0.5%以上。但是，這是在環保已經很好的條件下。在中國，根據上海的經驗，要真正有效地治理環境，環保投入必須占GDP的3%以上。過去20年，中國每年環保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0.5%，近幾年才1%多壹點。環保是壹種“奢侈消費”，投入大，對GDP貢獻小。因此，壹些原本用於環保的專項資金也被挪作他用。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不治理，未來無法保證；如果真的要治理，需要大規模的投入，眼前的經濟難以承受。有人算過，雲南省滇池周邊的企業20年來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的產值，但初步恢復滇池水質至少需要幾百億元，這是雲南省壹年的財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20年累計產值只有500億。但要控制其造成的汙染，即使幹流達到最低灌溉用水標準，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這不僅需要花費壹個可怕的數字，而且至少需要100年才能恢復到70年代的三類水質。
從微觀上看，過去20年，國內制造業只能在兩個方面挖掘潛力:壹是工資，二是環保，沒有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和成本。最簡單的，比如水泥生產，每噸水泥需要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廠價的5%。紡織行業每年排放廢水超過100億立方米。如果要處理，每噸需要1.2~1.8元。增加5%的生產成本。而大多數企業根本沒有那麽高的利潤率。所以在環保問題上只能打遊擊戰:要麽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要麽白天把汙水放進處理池，晚上沒人的時候排放到河裏，這樣能省不少錢。在市場的無序競爭中，這5%的成本。它往往決定著企業的盈虧、生死。中國環境執法的“兩高壹低”——守法成本高、執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也助長了這種傾向。通常情況下，環保部門對壹個非法偷排事件的取證需要50萬元，而最終落在違法企業身上的罰款只有5萬元，其中還包括正刮得很猛的所謂“環保風暴”。壹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違反環評擅自開工建設，最終罰款只有20萬元。對於壹個投資超過1億元的項目來說，20萬元的罰款不過是9牛壹分。這樣的處罰對違法行為的力度有多大？所以環保法壹直被稱為“豆腐法”。
壹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必然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大量人員失業，企業成本大幅增加，國內物價指數快速突破兩位數。所以，無論是宏觀成本還是微觀成本，其實都是無法承受的。四大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在執法過程中對環保部門的巨大阻力。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總結了四個原因:壹是壹些地方沒有很好地理解科學發展觀，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壹些明令禁止的高能耗、重汙染項目，如小冶煉、小鐵合金、小化工等，在壹些地方實際上已經呈現蔓延趨勢。
其次，在招商引資中，壹些地方政府片面強調簡化審批、限期辦理相關手續。不管項目會不會汙染，只要投資就批。壹些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首長意誌”、“先上車，後買票”等違法現象。第三，環境影響評價的質量有待提高。壹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不敢用客觀事實和科學數據說話，評價結論含糊不清、模棱兩可。他們把項目環境可行性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甚至少數環評單位弄虛作假，編造或篡改數據，或隱瞞事實，嚴重影響了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實施，使環境影響評價流於形式，失去了第三方咨詢機構最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最後，信息公開和公眾參與不足。我國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的，以有限的政府權力監管大量的建設項目顯然是不夠的。其實環評遇到的阻力是背後的經濟利益驅動的。掀起真正的“環境風暴”中國是壹個在環境上回旋余地不大的大國，也是全球資源和市場基本瓜分完畢後的崛起國。中國沒有可能像某些先驅國家那樣，等到環境極其惡劣的時候。但是，中國也是壹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必然會走先發展經濟，後治理汙染的道路。世界各國的歷史表明，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壹個相似的規律:壹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會有壹個環境汙染隨GDP快速增長的時期，尤其是在重化工業時代；但是當GDP增長到壹定程度，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居民對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到達轉折點後，汙染水平會隨著GDP的增長而突然下降，直到汙染水平回到環境容量以下，這就是所謂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個規律。毫無疑問，中國不可能跨越這樣壹個重化工業時代。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國家太大，不可能像芬蘭那樣，在制造業不發達的情況下，借助全球分工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20世紀90年代末，筆者曾回到蘇南老家。小時候那種河水清澈，坐船可以到達四鄉八鎮的場景，已經壹去不復返了。令我驚訝的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因素是最常見的生活垃圾。在中國，即使工業不發達，人口增長帶來的汙染物也足以讓環境惡化到無法忍受的程度。即使要控制這樣的汙染，也需要很大的投入和經濟基礎。中國在汙染治理方面任重道遠，需要依法行動，制止惡性環境事件的發生，減緩環境惡化的步伐。
所以我們必須註意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