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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戒律有哪些?

人類要生存,就要奮鬥;要奮鬥就要有健康的身體。但是,影響健康的因素有很多,我們有必要討論壹下。在討論這壹因素之前,有必要重新考慮本能理論,這不僅要求區分更基本和更不基本、更健康和更不健康、更自然和更不自然的需要,而且因為我們不應該無限期地推遲對壹些相關問題的重新審查,所以基本需要的壹些理論問題已經無法回避。比如文化相對主義的隱性排斥,體質給定值的隱性質疑,條件反射範圍的必然縮小等等。

簡而言之,還有相當數量的其他理論、臨床和實驗研究,它們都壹致指出,本能理論需要重新考慮或以某種形式恢復。這些都讓我們不得不懷疑,心理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過分強調了人的可塑性、靈活性、適應性及其學習能力。人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似乎比現代心理學估計的要強得多。

比如坎農的內在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論;愛好,或者自由選擇,或者自助餐廳實驗;利維關於本能滿足的實驗和他關於母親過分溺愛孩子的作品。

各種精神分析研究發現,過分要求孩子的如廁訓練,急於給孩子斷奶,對孩子的健康發展有負面影響。

大量的觀察數據使得主張循序漸進的教育工作者、幼兒園工作人員和應用兒童心理學家在接觸兒童的過程中,傾向於實行更寬容的制度。

動力學家、進化論者、現代實驗胚胎學家和戈爾茨坦這樣的整體論者提供的大量神經學和生物學的信息,都涉及到身體受到損傷後的自發調整。

所有現有的和正在進行的討論都堅持認為,我們的身體具有更強的自我保護、自我引導和自我控制能力,因此比壹般公認的更值得信賴。

此外,我們可以補充壹點,各種正在進行的發展表明,有必要從理論上假設身體中存在某種積極生成或自我實現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同於體內的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內部平衡,也不同於適應外界刺激的傾向。這種成長或自我實現的傾向曾經被亞裏士多德、柏格森和其他許多哲學家以各種模糊的形式假設過。在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和心理學家中,果爾德施坦因、蘭克、榮格、霍尼、弗洛姆、梅和羅傑斯也覺得有必要提出這個假設。

然而,心理治療師的經驗,尤其是精神分析,可能是主張重新審視本能理論的最重要的影響。在這個領域,雖然看起來事實有點模糊,但事實的必然聯系是準確的。治療師必須區分更基本的願望和不太基本的願望(或需求或沖動)。原因很簡單:需要遭受挫折的人,有的會變得病態,有的不會。壹些需求的滿足會產生健康,而另壹些則不會。這些更基本的需求出乎意料地“頑固”,難以處理。他們反對壹切奉承、替代、賄賂和削弱,沒有遷就的余地。他們只要求適當的內在滿足,人們總是有意無意地尋求滿足這種需求。這些需求所展示的終極事實只是頑固的、不可約的、無法再分析的,只能作為既定事實或無可辯駁的出發點。幾乎每壹個學派,如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學、臨床心理學、社會工作或兒童治療學,都假設了某種關於本能或準本能需求的理論,不管它們彼此之間有多麽不同。這個印象極其深刻。

這是壹個種族的特征、品質和遺傳,而不是壹種膚淺的、容易控制的習慣。這些經歷告訴我們,壹定要考慮。如果妳必須在這種困境中做出任何選擇,治療者總是更傾向於以本能為基石,而不是條件反射或習慣。這當然是不合適的,因為我們會看到有其他更合適的對象可供選擇,從中可以做出更滿意的選擇。也就是說,不壹定是兩者之壹。

按照動力論的壹般要求,本能論,尤其是麥克杜格爾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論,有壹些當時沒有完全理解的優點。他們沒有被完全理解,這很可能是由於他們明顯的錯誤。

本能理論承認以下事實:人是自我激勵的,他自己的本性和他所處的環境有助於決定他的行為;人自身的本性為他提供了壹個前提性的目的、目標或價值體系;在條件好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生病,他想要的往往就是他需要的(對他有利的東西);全人類形成壹個獨特的生物種族;除非壹個人明白自己行為的動機和目標,否則就是盲目的;壹般來說,身體依賴於自身的資源,它往往表現出壹種生物功能或智能,這壹點必須明確。

我們的觀點是,本能論者所犯的許多錯誤,雖然頑固,需要反駁,但絕不是本質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即使是本能的批評家也會犯很多錯誤。

語義和邏輯錯誤是最明顯的。因為本能論者故意制造壹些本能來解釋他們無法理解或確定其起源的行為,所以他們確實做得不恰當。但是,我們自然會加強警惕,不需要認為這些本能是務實的,不需要混淆名稱與事實,不需要做出無效的三段推論。此外,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關於語義學的知識。

粗糙的種族中心主義、階級中心主義和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都導致了早期本能理論家的失敗。但我們現在顯然可以避免這壹點,因為我們有了更多的民族學、社會學和遺傳學的知識。

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本能論者對當時民族學的幼稚行為過於偏激和徹底,以至於這個行動本身就造成了壹個錯誤,那就是文化相對論。這個理論在過去的很多年裏影響很大,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但是現在受到了廣泛的批評。事實上,正如本能理論家以前所做的那樣,對跨文化種族特征的探索值得再次強調。所以,既要避免民族中心主義,也要避免極端的文化相對主義。例如,非常清楚的是,工具性行為(手段)比基本需求(目的)與當地文化決定因素的關系更密切。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多數反本能理論家,如伯納德和沃森,對本能理論的批評是基於本能不能根據刺激反應的壹個具體概念來描述。簡而言之,就是指責本能不符合簡單的行為主義理論。是真的。本能會。然而,動態心理學家現在並不專註於指責這些。他們都同意,單靠刺激反應的概念無法解釋任何重要的人類完整素質或完整活動。

這種企圖只會造成混亂。將反射與標準的低等動物本能相混淆就是壹個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純粹的運動神經動作;此外,後者還具有更多的特點,如先天沖動、表現行為、應對行為、追求對象、感情色彩等。

即使從邏輯的角度來看,我們也沒有理由必須在完全本能(所有部分都得到充分發展的本能)和非本能之間做出選擇。為什麽不能有壹種殘留的本能,壹種像本能壹樣仍然是行為性的東西,壹種程度上的區別,壹種不完全的本能?

許多不負責任的作者不分青紅皂白地用本能這個詞來表示需要、目的、能力、行為、感知、表現、價值和情感伴隨,有時取單個項目的意思,有時表示幾個項目的組合,結果就是壹個用法不準確的大雜燴。正如馬莫和伯納德指出的,幾乎所有已知的人類反應都被作者描述為本能。

我們可能會認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求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如此。與此相關的那些行為或能力、理解或感受,不壹定是天生的,可能是通過學習或引導(按照我們的觀點)獲得的,也可能是表達出來的。當然,人的很多能力或智力是完全由遺傳決定的,或者是由遺傳提供的,比如色覺、發音能力等等,但與我們這裏討論的問題無關。也就是說,基本需求的遺傳成分可以看作是單純的意向性缺失,與任何實現目標的內在行為無關,就像弗洛伊德對本我沖動的盲目無向需求壹樣。正如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似乎滿足這些基本需求的因素也可以以某種方式被確定為是固有的。追求目的(競爭行為)只能通過學習來實現。

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代替程度的差距來考慮問題,是本能和對手的嚴重錯誤。壹套復雜的反應怎麽能說完全由遺傳決定或者根本不是?任何結構,無論多麽簡單,都不可能是遺傳決定因素,更不可能是任何完全的反應。即使是孟德爾的香豌豆也需要空氣、水和養分。說到這,可以說基因本身需要壹個環境,也就是鄰近的基因。

在另壹個極端,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沒有什麽可以完全脫離遺傳的影響,因為人也是壹個生物種族。這個由遺傳決定的事實,是任何人的行為、能力、悟性等等的前提,也正是因為他是人類的壹員,他才能做人類能做的各種事情。而這個人類成員的身份是壹個基因問題。

在這種拙劣的二分法所造成的混亂後果中,有壹種傾向是,只要有任何學習的跡象,就斷言它不是本能的,或者相反,如果有某種遺傳影響的證據,就斷定它是本能的。既然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沖動、能力或情緒都很容易證明這兩種觀點,那麽這樣的論證必然會永遠存在。

本能主義者和反本能主義者都是極端分子。當然,我們完全可以避免這樣的錯誤。

動物本能是本能論者常見的例子,各種錯誤也是由它造成的。比如不去尋找人類特有的本能。然而,從對低等動物的研究中得到的最有害的經驗導致了這樣壹個原則:本能是強大而堅定的,它不能被改變、控制或壓制。然而,這對北極的鮭魚、青蛙和旅鼠可能是對的,但對人類並不適用。

當我們通過觀察尋找本能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基本需求的遺傳基礎,但是當它明顯地、真正地獨立於環境之外,並且強於壹切環境力量的時候,我們就認為它是本能,那麽我們很可能就大錯特錯了。為什麽不會有更容易被施壓或控制的需求,盡管這似乎是本能?為什麽不會有掩蓋、改變甚至壓抑習慣、暗示、文化壓力、罪惡感等等的需要?換句話說,為什麽不能有壹個軟弱的本能?

把本能等同於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誤解,可能是推動文化主義者攻擊本能理論的主要力量來源。任何人種學家的經歷都與這種觀點相沖突,所以攻擊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我們對文化和生物因素都有適當的尊重,如果我們進壹步認為文化比本能需求更強大,那麽下面的命題就不是荒謬的,而是合乎邏輯的:如果我們想讓虛弱和微薄的本能需求不被更強大和更強大的文化吞噬,我們就應該保護它們。相反,他們很可能會被吞噬,盡管這些本能需求在另壹種意義上是強大的,即他們固執地堅持被滿足,壹旦受挫,就會產生嚴重的病理後果。

對這個論點很有幫助的是壹個與普遍觀點相反的對立面。揭露、頓悟和深度治療——這種治療實際上包括除催眠療法和行為療法之外的所有治療——在某種意義上是揭露、恢復和加強我們被削弱和喪失的本能傾向和本能殘余,我們的動物自我和我們的主觀生物學。這種終極目標在所謂的個人成長實習課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所有這些——治療和實習課——都需要人做出積極的、痛苦的、長期的努力,需要人壹生的奮鬥、耐心和毅力。即便如此,他們最終可能會失敗。但是有多少貓、狗或鳥需要幫助才能知道如何成為壹只貓、狗或鳥呢?他們的聲音因為沖動而非常響亮、清晰、明確,而我們的聲音卻很微弱、混亂,容易被忽略,所以我們需要幫助才能聽到那些聲音。

因此,在自我實現者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動物的自然性。

但在精神病人或“壹般病人”身上卻很模糊。我甚至可以說,生病往往意味著壹個人動物性的喪失。這樣就出現了下面這種看似矛盾的情況:在那些精神層次最高、智慧最多的聖人身上,在那些最理性的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最明顯的自然性或者說動物性。

另壹個更嚴重的錯誤也是由於關註動物的本能而造成的。壹些令人費解的原因可能只有頭腦清醒的歷史學家才能解釋。而西方文明普遍認為我們身上的獸性是邪惡的獸性,我們的原始沖動大多是邪惡的、貪婪的、自私的、敵對的。神學家稱之為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稱之為本我。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教育學家也用各種名稱稱呼它。達爾文偏愛這種觀點,以至於他只看到了動物界的競爭,完全忽略了同樣無處不在的合作,也沒有註意到克魯泡特金已經輕易地觀察到了這壹點。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表達這種世界觀,把自己的動物性和狼、虎、豬、禿鷲或者蛇壹樣,而不是和稍微好壹點或者至少溫順壹點的動物比較,比如鹿、大象、狗或者猩猩。這種表述是把我們的內在本性解讀為邪惡的動物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非要從動物類比到人,我們最好選擇那些和我們最接近的動物,比如類人猿。總的來說,既然這些動物都是令人愉悅可愛的,和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好的特點,那麽比較心理學就不會支持動物是邪惡的說法。

在談到遺傳特征不會改變也不能改變的假設時,我們還要註意另壹種可能:即使壹個特征最初是由遺傳決定的,它仍然可能發生變化。如果我們在發現的過程中運氣好的話,這種特性可能很容易改變和控制。如果我們假設癌癥有穩定的遺傳基因,就沒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尋求控制它的方法。如果僅僅基於演繹推理,我們不得不承認,證明智商具有顯著的遺傳因素,並且可以通過教育或心理治療來提高是可能的。

我們和本能者的區別在於,我們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可變性。知道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對聰明的個體有明顯的力量。對於低能兒來說,他們似乎並不存在,至少還沒有發育完全。萊維已經證明,女性之間母性沖動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很難從某些女性身上看到這種沖動。音樂、數學和藝術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有遺傳決定因素,但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的遺傳決定因素。

動物的本能會壹直存在,而動物的本能沖動會永遠失去。比如在變態人格中,愛與被愛的需求已經喪失,而目前我們知道,這是壹種永久性的喪失,也就是說,這種變態人格是任何已知的心理療法都無法治愈的。我們也有更早的奧地利村莊失業的例子(以及對蘇格蘭失業的研究)。這些例子表明,長期失業會嚴重損害心理,甚至摧毀壹些需求。對壹些人來說,即使環境有所改善,這些需求也無法恢復。從納粹集中營也獲得了類似的材料。也許巴特森和米德對巴厘人的觀察最有說服力。成年巴厘人不是我們西方意義上喜歡的人,也不壹定是。巴厘島拍攝的電影顯示,嬰兒和兒童對愛的缺失有抱怨和不滿,從中我們只能推斷,這種愛的沖動的喪失是壹種後天的喪失。

在人生的階梯上,我們發現本能和對新事物的靈活適應和認知能力往往是相互排斥的。我們對其中壹個了解得越多,對另壹個的期望就越少。這樣就犯了壹個嚴重的甚至是悲劇性的錯誤(考慮到歷史後果)。這種錯誤把人的本能沖動和理解完全割裂了。對於人類來說,本能的沖動和理解可能都是本能;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結果或隱含的目標可能是相同的,合作的,而不是排他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壹點。

我們得到壹個論點:想知道或理解的沖動可能和對歸屬感和友誼的需求是壹樣的。

被錯誤認識的本能與理性,在本能理性的壹般二分法中是對立的。如果按照現代知識正確劃分,就不會被認為是對立或對抗。對健康理性和健康本能沖動的重新定義,對健康人來說並不相互排斥,而是指向同壹個方向;但是對於不健康的人來說,可能是相反的。目前得到的所有科學數據都指出,在精神病學中保護、包容、愛和尊重兒童是必要的。這正是孩子(本能地)想要的。

正是在這種非常明確的、科學可驗證的意義上,我們認為本能需求和理性是合作而非敵對的,它們的表面對抗只關註患者的表面印象。如果這個論點成立,我們將因此解決壹個老問題:誰應該是本能和理性的主人?其實這和另壹個問題壹樣老生常談:在壹段美好的婚姻中,是丈夫是主要的人,還是妻子是主要的人?

很多帶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質的社會、經濟、政治推論,都是從理解本能論的鼎盛時期走過來的。就像巴斯托在分析麥克杜格爾、桑代克、榮格、弗洛伊德的時候,做了壹個特殊的總結性推論。這些推論都是錯誤地把遺傳等同於命運,把它當作無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動搖的。

我們很容易發現這個結論的錯誤。微弱的本能需要壹種慈善文化來培育它們,使它們出現,並得到表達和滿足。他們很容易被不良的文化環境摧毀。例如,在我們的社會中,必須有相當大的改進,微弱的基因需求可以預期得到滿足。

巴斯托把遺傳等同於命運,但無論如何都說明它不是固定的。研究表明,我們有必要用兩個連續統來說明這個問題。甚至在科學問題上,開放-保守的連續統壹體已經讓位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民主-威權的連續統壹體。可能還有環保主義-專制主義-社會主義,環保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或者環保主義-民主主義-資本主義。

總之,認為本能與社會、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存在內在對立,是壹種危險的、未經證實的依據。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態的社會和個人非常傾向於這些對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證明的,這不是唯壹的方法。在壹個好的社會裏,至少在她描述的那種社會裏,這不可能是真的。健康社會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合作而不是對立的。對於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錯誤觀點和不正確的研究方法,只會存在於惡的個人和社會環境中。

本能理論的缺陷在於,它忽略了沖動是處於壹個強度不同的等級序列中,並且相互之間是積極相關的。如果孤立地對待每壹個沖動,復雜的問題就解決不了,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就會產生。比如動機生活的壹元論或整體性在本質上被抹殺,形成了壹個無法解決的列舉動機的問題。此外,價值或選擇的原則也被忽視了,它們只是使我們決定壹種需要比另壹種需要更高級、更重要或更基本的重要尺度。動機生活的元素化(相對於整體論)最重要的後果之壹是為本能打開了通往涅槃、死亡、寂靜、內在平衡、自滿和穩定的大門,因為孤立地看待需求唯壹能做的就是迫切地要求滿足,也就是要求它自身的湮滅。

在這裏,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幾乎被忽略了:隨著任何壹種需求的逐漸滿足,其他被推到壹邊的較弱的需求在需求層次中占據了突出的位置,並爭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遠不會停止,壹個需求的滿足會引發另壹個需求。

在把本能解釋為邪惡的動物本能的同時,人們認為這些邪惡的動物本能在精神錯亂者、神經質者、罪犯、低能兒或絕望者身上會更加強烈。這種情況自然會引出良心、理性、道德只是壹個後天的面具的理論,與被掩蓋的東西完全不同。前者之於後者,就像手銬和罪犯壹樣。這種誤解使得文明及其所有機構,包括學校、教堂、法院、立法機關等。,可以說是抑制邪惡的動物力量。

悲劇往往就是由這種嚴重的錯誤造成的。或許,從歷史重要性的角度來看,可以和壹些錯誤相提並論:相信王權神聖,迷信壹種宗教的唯壹合法性,否認進化論,或者相信地球是平的。任何使人們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對人類可能性不現實和悲觀的想法,都必須為每壹場戰爭、每壹次種族對抗和每壹次宗教沖突負部分責任。

奇怪的是,本能和反本能的人仍然堅持這種錯誤的人性理論。那些希望人類有更光明未來的樂觀主義者、人文主義者、有神論者、自由主義者、激進派和環保主義者,普遍懷著恐懼反對本能理論,因為本能理論被扭曲了,它似乎在譴責人類沒有理性,詛咒人類永遠無法擺脫戰爭和充滿分裂與對抗的弱肉強食的世界。

本能論者在人性問題上也做出了類似的錯誤解釋,拒絕與不可避免的命運抗爭。他們大多在冷漠中放棄了樂觀。當然,有些人非常渴望拋棄樂觀主義。

比如我們以癡迷酒精麻醉的人為例。他們可能嗜酒如命,也可能被迫社交,但最終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難怪人們發現弗洛伊德和希特勒有很多相似之處,甚至在很多問題上有相似之處。難怪壹個邪惡的動物本能理論可以迫使桑代克和麥克杜格爾這樣的非凡人物轉向漢密爾頓主義和反民主陣營。

認識到人的本能需求不是惡,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的,很多模糊的問題都會豁然開朗。

比如對孩子的培養,會引發壹場教育革命,培養的時候連壹句訓斥都不用說。當我們意識到動物的合理需求,就會促使我們去滿足這些需求,讓我們變得更加寬容。

在傳統文化中,壹個失去了壹些童真卻沒有被完全同化的孩子,也就是那些健康的動物需求沒有被完全剝奪的孩子,總是在他創造的每壹個方面要求表揚、安全、自主、愛等等。復雜的成年人壹般的反應是:“哦,他只是在炫耀。”或者,“他只是想引起我們的註意。”於是,大人嚴厲批評孩子,也就是說,這種動物需要通常被理解為壹種禁止。不滿足孩子的追求,不評論,不認可,不鼓掌。

但是,如果我們能慢慢地把這些對承諾、愛和認同的懇求,當成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對饑渴、寒冷或痛苦的需求壹樣,我們自然會成為需求的滿足者,而不是需求的扼殺者。這樣做的結果是,孩子和父母都有奇妙的樂趣,在壹起更快樂,這必然會增進彼此的愛和理解。

這種文化類型可以理解為無限制的、無差別的容忍,即需要孩子通過訓練獲得適應外部文化環境的能力和習慣外觀。這種人為的收獲,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應該不會造成什麽特別的困擾。另外,吸毒的需要,習慣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者其他任何非本能的需要,都不能容忍放縱。最後,我們再壹次繞過挫折、災難、不幸等等的有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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