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的傳承 調查報告
民俗問題，對在座的各位可能比較陌生。通常我們認為民俗就是壹種傳統的民間風俗，比如怎麽過年、怎麽做年糕等。其實這僅僅是民俗的壹小部分，從學科性質和現代角度講民俗，其內容要廣泛得多，而且同生活的關系更為密切。
在年輕人看來，民俗就是過去的東西，這是種誤解。民俗包括過去、現在，也包括將來。那麽我們究竟應該怎麽認識民俗呢，我準備從三個問題著手來跟大家介紹。
中國較為流行的民俗觀念首先是民間風俗，比如四時八節：春節、元宵、清明、端午、重陽、中秋等，還有婚喪嫁娶等；另外壹種觀念是把民俗看成民間文藝、民間文學，比如傳說故事、神話、歌謠之類；還有壹類把民俗看成古代文化在今天的殘留物，比如祭祖等。而國際上普遍認為民俗是壹個學科，是指有關民眾或人民的壹種文化智慧。所以我們今天講民俗是站在哪個立場上來講要區分開。我今天是站在民俗學的角度來講民俗，與平時的理念不同。
民俗不是古老的
壹談起民俗，很多人覺得是農村裏才有的，其實不是，城裏人同樣有民俗，大學生也有民俗，比如拿壓歲錢就是民俗。所以民俗是壹般人都會有的。
我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京剛學民俗學的時候，費孝通教授給我們上課。費老師是英國著名學者馬林諾斯基的學生，專門研究人類學民俗學。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拿了壹大堆的英文辭典進教室對我們說：“民俗（folklore）究竟是什麽意思呢？folk就是土裏土氣的鄉下人。”那個時候中國對民俗的理解就是停留在傳統的想法上——民俗是過去。中國從20世紀初引進西方民俗學以後壹直到80年代對民俗的理解都比較傳統，其實與國際上的認同相距很遠。國際上的民俗早就有很大發展。
發展主要有三個方向：
1、鄉民、樓民向人民發展
2、文化的殘留物向劃時代發展。
3、歷史學、現代史學向未來學發展
民間有句俗話叫：“大俗大雅也。”民俗蘊含著許多“大雅”的東西，不僅是過去的、現在的學科，更是未來的學科。
我們今天用的“民俗”兩字好像是中華民族創造的漢字，後來出口了，然後又返銷回來了，這兩個字其實是日本字。我們的“民俗學”三個字是翻譯英文的“folklore”，其實這三個字是日本人翻譯的。
我們不得不正視壹個現實：20世紀轉型期間，現在用的很多文字都是經過日本加工過再回來用的，比如說“文藝理論”、“幹部”、“化學”、“物理”等。所以我們“民俗”的內涵已經經過兩次翻譯，先是英文翻成日文，再從日文轉譯成中文。因為日文中有很多漢字，所以我們直接把它們拿來當成中文讀了。因此概念上有很大的混淆，內容有很大的變化。
民俗是壹種生活相
民俗是什麽？民俗是壹種“生活相”。什麽是“相”，這是佛家的用語，佛家對事物有自己獨特的判斷。比如說，什麽是火，火是壹種焰相，水是壹種流相；什麽是民俗，民俗是壹種生活相，壹種傳承性的生活的樣子。沒有文字或人規定我們這麽做，但我們會不自覺的進行這樣壹種生活方式。
大家熟悉的傳統民俗譬如春節，春節怎麽過，除夕怎麽過等。前幾天我在中央臺做節目，有人問我：“為什麽我們現在過年的年味很少，而外國人的聖誕節、情人節卻很熱鬧？”我說其實我們的年味原來是很濃的。上世紀50年代，我七八歲跟著外婆在過年前半個月就開始忙碌了，壹直到正月十五才能歇下來，前後差不多壹個月整天都有事情幹。從傳統的習俗講，前後有近60項事情要做：大掃除、祭竈、祭祖等，比如大年初壹不能掃地，不能把垃圾丟掉（暗示不能把錢丟到外面去），都有很嚴格的規定。特別是祭祖，把妹妹們全都趕出去，只有我和外婆兩個人呆在屋裏祭祖。沒有任何文字規定我們壹定要怎麽做，而這就是壹種程式化的風行的規範。
民俗不光集中在過節上，風行的不成文的生活樣式在生活中還有很多。就拿住來說，我們在城市裏感覺不出來，但假如去了農村，房子就會有壹種特殊的樣式：比如江南有廂房式的——左廂房、右廂房，還有過去的有錢人家，家境比較好，房子結構形式更復雜，壹層層有很大變化——三進、五進、七進，周莊的沈廳就是七進的，上海郊區壹般都是三進的。壹進，方位都朝南，左右各壹個廂房，為什麽要這樣？我經過研究後發現，其中的道理就是我們說的風水，“左青龍，右白虎”，中間就是最適合我們居住的地方。我們為什麽不可以或者要避免房門朝北開？這就是壹種風水，是壹種生活相。我們生活在北半球，冬天寒風從西北過來，就被“白虎”給擋住了；春天東南風壹刮，雨水多了，那麽“青龍”也可以擋住。那麽中間這個地方利用了天然的防寒防雨的空間，就是我們的房間。這就是最早的風水的理念，沒有那麽多的迷信，就看風怎麽走水怎麽走，人怎麽在中間選壹個好地方居住。這並非人們胡思亂想得出的。古代沒有空調，如何防寒，如何來保持適宜的溫度呢？當然是要靠具體環境的選擇。
有人認為風水是迷信，當然風水在發展中確實增加了許多迷信的說法，但是我們把這點作為主流而把核心的部分丟掉了，就造成了很大的災難。比如上海這幾年天氣越來越熱，客觀原因來講地球變暖是壹個原因。仔細壹想，恐怕與我們現在蓋這麽多大廈有關。
有壹年，我陪外國學者從我們華師大到虹橋機場。那個時候剛改革開放，經過虹橋開發區，看到很多玻璃幕墻的房子，有壹個老外就跟我講：“妳們為什麽要蓋這種房子。”我說我們要現代化呀。他又說：“現代化不是從房子的外形就可以體現出來的。”後來我了解，這種玻璃幕墻的建築模式來自北歐，因為北歐寒冷，需要采光。而我們處在亞熱帶，我們需要的應該是散熱。
進入21世紀，我們的很多觀念都要修正了。過去上山下鄉，父母從信中知道我們在東北吃玉米餷子、高粱都要掉眼淚，認為那是餵豬的雜糧。現在觀念變了，要吃玉米、高粱這種綠色植物，超市裏賣得比面粉還貴呢！
民俗、生活相還包括生活的技藝，各種技藝也是民俗。有個材料說考古學家發掘出秦劍，上面塗了壹層鉻，專家註意到這種塗鉻的方式在西方也是20世紀70年代才出現的，究竟秦人是如何塗上去的，不得而知。越王勾踐的寶劍，在地底下埋了兩千多年，挖掘開始時發現這把劍已經彎了，但是考古人員壹打開，又神奇般地直了。我們現在能模仿這把劍的樣式，卻達不到那時的工藝。
中國古代燦爛文明的發展就是依靠大量的生活的技藝－－民俗來創造。可惜的是這些技藝我們沒有從學科上加以整理。我們古人也沒有重視這個問題，認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尤其是文人，所以又把這些東西隨意地扔掉了。這樣壹來，對我們國家的確是很大的損失。我們今天要重新認識民俗，千萬不能停留在民俗就是風俗習慣這個狹隘的觀念上。以上是第壹點，從生活層面看民俗。
民俗的文化層面
第二個方面，從文化層面來講，民俗是壹種文化的模式。這種模式往往是無形的、口頭的、和非物質的。但確確實實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對於這種無形的、非物質的民俗文化現象要給予更多的重視。比如《梁山伯與祝英臺》是大家熟悉的優美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最近幾年，《梁祝》正在爭取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其實這個問題兩年前就開始了。但壹開始就有很多問題。其中壹大問題是各地都說《梁祝》是自己的，比如寧波人認為梁山伯是鄞縣（今奉化縣）縣令；上虞人說祝英臺故裏就在紹興的上虞；杭州人也據理力爭，萬松書院主人公讀書的地方呀……其實《梁祝》是哪裏的並不重要，關鍵是《梁祝》反映了中國人某壹階段的婚姻模式。遠古的時候，越地的女性都比較剛烈，魏晉南北朝時北方的文化向南方轉移以後才有了《梁祝》，從剛烈走向柔和，向儒學發展。所以《梁祝》文化實際上反映的是壹種社會轉型期之間的新的婚姻文化模式，和人們對兩性祈求的心理，表達了對愛情的忠貞和生死不渝的情感，這是典型的中國男女兩性之間的無形的口頭的關系。
無形的口頭模式其實相當多，不僅在中國，在國外也是。我有壹個學生在澳大利亞學習，請當地老師來家裏吃飯。其中有壹道湯，老師喝完覺得很鮮。問他是什麽，他說是野鴨子。老師大吃壹驚，馬上說澳大利亞抓野鴨子是犯法的。學生恍然大悟，說下次壹定註意。可沒料到過了三天，壹張罰款單來了，動物保險委員會罰他5000澳元，把他壹年半勤工儉學的錢全罰走了。在中國看來這個老師有問題，鴨子也吃了，還告狀？但在澳大利亞，這樣做是很正常的，老師不告發反而有問題。這也是壹種文化模式，我們現在更要關註這種文化模式。
譬如日本也有它獨特的文化模式，像櫻花情結：在日本壹到櫻花要開的時候，整個國民都會很興奮。2000年我在日本民國大學當教授，剛好遇上櫻花節，天很冷，但是櫻花開的時候，櫻花樹下擠滿了日本人。當地氣象預報還會每天報道櫻花的開放雕謝情況。外國人對櫻花的感覺是不太艷麗，但是日本人就感覺到櫻花和自己的生命差不多，不求生命的長短，而是求生命的燦爛。日本的武士道、談情說愛都和這個有聯系。渡邊淳壹的《失樂園》，情節很簡單：中年男子外遇壹個少婦，兩家的家庭條件都很好，但兩人想結合在壹起。開始雙方家庭都不同意，後來終於離成了，兩個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住在壹起了，結果卻在做愛過程中自殺了。這就是日本典型的生命文化，在他們看來，生命、愛情不在於長短，而在於能不能達到最高點。他們感到把各種困難都排除的時候，他們的愛情是最輝煌的，如果再相守下去，兩人感情溫度肯定會下降，所以還不如在愛情至高點死去，最美好的就成了永恒。所以他們把櫻花當作生命的象征。
民俗在歷史上
利用民俗這種文化模式對國家進行管理，這在中國古代就有了。漢代史學家曾說：“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要正確處理風俗，駕馭它以為統治服務。各個朝代都有相應的措施，效果和對現代影響比較大的就是清朝滿族的措施——滿漢壹體化的政策：第壹是提倡孝道。原來滿族人孝道的概念比較薄弱。清前期的歷史總好像是隱隱諱諱的，特別是關於順治帝的母親。實際上歷史的真實恐怕不會像現在的文人所寫的那麽曲折纏綿。習俗上他的母親應該是嫁給了他的小叔子。滿族不僅在婚姻觀念與漢族有較多的不同，其它文化習俗方面與漢族有更大的差別。
過去，我們的歷史教材上沒有關註這樣壹個問題，那就是後來清政權是怎麽穩定下來的？根據國外的研究來看，當時的滿族就是利用滿、漢族的文化模式來整合對待漢人的。他們把兩個文化模式交融。比如說，當時是亂世，不能提倡忠，只能提倡孝。清前期的皇帝無壹例外地提倡“孝”。假如妳們熟悉中國歷史和文學史的話，應該知道李密的《陳情表》，就是拿著“孝”來作擋箭牌，不願出去做官。所以“孝”文化模式，往往成為中國亂世時期，統治者治理國家的壹塊牌子。
第二，清統治者采取了同漢族人的婚姻文化模式。就是不能強搶，要明媒正娶。不僅如此，滿人娶漢女還要向上級報告。相反，漢人娶滿族的女孩，不用打報告，只要按照漢人的六禮娶回來就可以了。所以事實是，當時滿族人只有三十多萬，而漢族人有近壹億。後來滿族還是統壹了整個中國，這就是歷史事實。當然，清統治者在某些方面也堅持了他們自己的文化模式，比如發式方面。因為滿族人認為頭發是天和人相互溝通的載體，所以壹定要堅持滿族人的習慣，出現了“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慘烈的文化整合。由此，這種綜合了滿漢兩族文化模式統治了中國至少三百年。
民俗是民眾群體反復積澱構成的，是壹個民族***同文化的***同感，是無意識和有意識、理性和非理性的交織，是國家思想和文化的原型和起點。民俗行為規範背後的思考原型，對人類的思想和民族的發展影響很大。我們過去對自己民族民俗上的研究不夠，應該從民族心理因素上考慮，真正地把它內在的東西挖掘出來。民俗說到底是壹個民族的文化的生命。壹個人的生命有兩種，壹個是生物生命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