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各國為什麽沒有成功地對蘇聯模式進行根本性改革？
1)歷史原因。東歐各國***產黨執政後，都照搬蘇聯模式，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蘇聯，蘇聯強使東歐國家在內外政策上同它保持壹致。東歐各國實際上沒有取得獨立自主的權利。
(2)內部原因。在經濟上，大多數國家發展緩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歐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於嚴重破壞了民主和法制，東歐各國的黨和政府脫離了群眾。
(3)蘇聯因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給東歐國家“松綁”，他的建設“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對外政策的“新思維”，推動了東歐各黨的改組、分裂和蛻變。
(4)西方因素。西方國家以貸款、貿易、科技和意識形態滲透等各種手段誘壓東歐國家，促使它們向西方靠攏，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
蘇東發生劇變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只能有壹個。考察研究蘇東劇變原因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幾乎都是從其上層建築上找問題，很少從經濟基礎上找原因。蘇東發生劇變的根本原因在其經濟制度的非規律性，上層建築存在的問題只是現象，不是根本原因。
首先必須明確，社會的經濟制度才是壹個社會存在和發展變化的物質基礎，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壹個社會的經濟基礎只要是合乎規律建立起來的，並且是合乎規律運作的，即便發生朝代的更替、政權的變更，原來的經濟制度也會繼續延續下去，不會隨著政權的更替而改變。以我國為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盡管經歷了多次政權的更替、朝代的變更，但變來變去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也就是說，從秦漢到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更替了十多次，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依然如故，並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這是因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當時還是先進的經濟形態，還沒有比它更高級的經濟形態出現，因此也就只能延續現有的經濟作為社會的物質基礎。只是到了清末，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產生了新生的資產階級，在推翻了封建統治以後，為新的經濟形式大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中國的社會才逐步從封建社會向新的社會制度轉變。辛亥革命同以往的歷次朝代更替不同，它不再以延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新政權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而是以發展資本主義作為新政權存在和發展的經濟基礎。這是壹個根本性的變化，把中國社會帶入了壹個新時代，開辟了壹個新紀元。此後，離封建社會漸行漸遠，距新社會越來越近。
壹個社會的經濟基礎，怎樣建立和運行才是合乎規律的呢?
那就是必須建立在壹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生產力是任何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根本的物質基礎。人類依靠自然而生存，但他又不滿足於大自然的恩賜，大自然也不能完全滿足人類的需要。人類在與大自然接觸過程中，逐步由淺入深地認識自然物的性質、本質、規律，搞清楚那是怎樣壹種存在。在認識的基礎上研究把其改造成對人有用的方式方法，然後通過生產實踐實際地把它改造成對人有用的存在物，變自在之物為為我之物。隨著自然科學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生產力會不斷上升到壹個新的高度，而每壹個高度的生產力都會自然生成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成為自己的存在形式。當生產力提高到發生質的改變時，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就會隨之產生。這是壹個自然發展過程。只有當新的經濟成分觸及到當權者的利益時，當權者才會予以壓制，而代表新的經濟成分的所有者也會起而反抗，形成新舊政治勢力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在歷史上總是以新的經濟成分的代表者取得最終勝利而告終。新的政權建立後，就會保護新的經濟成分，使其獲得大發展，逐步取代舊的經濟成分成為主導的經濟力量，社會形態(制度)也隨之發生質的變化，新社會取代舊社會。這就是人類社會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
十月革命所開創的“新紀元”又是怎樣壹種情況呢?
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是如上述那樣合乎規律建立起來的，而是按照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反向思維對未來新社會的“設想”，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在廢除私有制的基礎上，重新組建起來的。用馬克思形象生動的說法，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不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孕育出來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拼湊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是孕育社會主義社會的母親，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力只能起“助產婆”的作用，其任務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殺死，而是協助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從母腹中接生出來。新舊社會應該是母子關系，決不是敵我關系。蘇式社會主義卻不是這樣，它不是把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孕育自己的母親，而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當成了敵人，把其肢解後，進行重新組合，形成了在大壹統公有制基礎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很明顯，這不是社會發展的自然過程，而是人們主觀創造的產物，是人造的社會。這就是說，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其產生就背離了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是壹種怪異的社會、不正常的社會，這就決定了其壽命是不可能長久的。
暴力創建的社會只能靠暴力來維持。因此，作為上層建築主體的國家政權就取代了經濟基礎的職能，直接從事經濟活動，國有國營大行其道。但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是兩個層次的問題，它們各有各的職能，混同不得，代替不得，只有相互配合，協調動作，社會才能有序發展。國家政權直接從事經濟活動的結果是：首先是強制勞動大行其道，極大的壓抑了勞動者的聰明才智和積極性的發揮;其次是主觀制定的計劃不可能與不斷變化的經濟活動相吻合，國民經濟閉眼嚴重失衡，形成經常性的短缺型的經濟危機。在暴力脅迫下，強制勞動在壹定時期內也能取得壹定的經濟效果;在國民經濟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個別經濟部門也會得到大發展，如重工業和軍工工業。但是，這種狀況維持不了長久，強制勞動壹旦放松，生產就會滑坡;失衡的國民經濟就如同跛腳的瘸子，即便強打精神快步前進，在短時間內速度很快，但也不可能長時間堅持，很快就會筋疲力盡，停滯不前。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就屬於這種情況。在他去世後，其弊端很快就暴漏了出來。我國在十年動亂中，當權派被打倒，強制勞動有所放松，國民經濟陷入頻臨崩潰的邊緣。這些都充分說明，政權作為上層建築中集中地有組織的暴力只能為經濟基礎服務，絕對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經濟基礎的職能，不然的話，必然擾亂經濟的正常運行，蘇式社會主義就屬於這種類型，是壹種反常的社會形態。
蘇式社會主義作為壹種反常的社會形態，還表現在對農業的輕視和盤剝上。農業是生產人類生存資料的產業，屬於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對生存資料的需要，是人的第壹需要。農業以外的其他產業雖然也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對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們的發展都是以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剩余勞動為轉移的，只有農業勞動所創造的生存資料除了供農業人口食用外還有剩余時，其他產業才能存在，並且農業所提供的剩余產品越多，其他產業才能越發展。這個道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作了詳細論述。因此，壹個國家只有夯實農業經濟，其他產業的發展才有穩固的基礎。如果說經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的話，農業則是基礎的基礎，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第壹層基石，這個基石不牢固，其他事業再發達，也會遲早坍塌。蘇式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無壹不是采取非常錯誤的政策。首先是把傳統的農業經營者地主和新興的農業經營者富農，全部剝奪了、鎮壓了，形成了個體勞動者壹統天下的局面;然後是剝奪了所有農民的生產資料，使他們都成了“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這種境況的出現，使得廣大農業勞動者如同馬克思所說“在任何社會和文化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農民也就成了國家的奴隸，這種現代的國家奴隸制就這樣形成了。較之歷史上的奴隸制，農民的處境更悲慘，——因為農奴還有人身自由，奴隸社會的奴隸也可以為不同的奴隸主所有，而蘇式社會主義國家奴隸制則使得農民歸國家這個唯壹的奴隸主所有，失去了任何人身自由，只能做“齒輪和螺絲釘”，做“馴服工具”。這是歷史的大倒退，極大地傷害了農業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再加上以農補工政策的貫徹執行，把實現工業化建立在損害農業的基礎上，就導致農業壹直處於極度落後狀態，糧食產量壹直滿足不了國民的正常需要，饑荒壹再發生，幾千萬人死於饑餓，甚至發生“人相食”悲劇。正因為社會的第壹層基石如此脆弱，正因為國民的基本生活資料如此缺乏，所以盡管衛星上了天，紅旗還是落地了。當壹個政權連國民最基本的生存資料都不能保障供應時，這個政權這個社會還有什麽存在的必要呢?被人民拋棄就是必然的了。對此，蓋達爾《帝國的消亡》壹書有詳盡的披露，這裏不再重復。
從以上三方面來看，蘇式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無論就其產生的過程來看，還是其運行的方式，或者是第壹層基石的狀況，都是違背人類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其上層建築也不可能是正常的。這才是發生蘇東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產生其他原因的原因。
在漫長的中世紀，朝代的更替之所以沒有能夠走出獨裁專制的迷魂陣，壹而再再而三地在裏面兜圈子，並且延續了兩千多年，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經濟基礎還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新的經濟成分還沒有出現。蘇聯和東歐的***產黨在劇變中之所以失去政權，其根本原因是由於長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頑固地堅持主觀創立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改革推而不動，沒有能夠建立起新的經濟制度，因此其政權連同經濟基礎都被人民拋棄了。與蘇東相反，中國***產黨以總設計師為代表的老壹代革命家由於在十年動亂中普遍受到了沖擊，所以重新站出來以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毅然決定不再“走俄國人的路”，改為“走自己的路”，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政策，同時以優厚的待遇讓開國元勛們“離休”，進壹步掃除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和政治障礙，逐步廢除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並不斷完善市場經濟新體制，不但民(私)營經濟有了突飛猛進地發展，而且國有經濟經過改制、上市也改變了原來的社會性質。這樣壹來，中國***產黨就有了新的經濟基礎，理所當然地就保住了執政地位。只要把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堅持下去，沖破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官僚資產階級和權貴資產階級)設置的重重障礙，中國***產黨的執政地位就會延續下去，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重蹈蘇東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