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6海原地震的幸存者
海原縣西安鄉壹位幸存者董善征說，“萬家水的那山合了，兩個山合到壹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95歲的馬成虎住在寧夏海原縣城邊上，他這壹生居於此，只是宅院由土窯洞變成平房。百余米外，是1920年海原大地震萬人墳遺址，經過90年的風雨侵蝕，仍隱約可見壹處處連綿的墳包。未曾遷居他地的馬成虎，仿佛這場20世紀全球最大地震最後的守墓人。
“爺爺被打死了，叔叔被打死了。”面對南方都市報記者的采訪，馬成虎對五歲時經歷浩劫的記憶僅止於此，他壹家五口人，因地震而死去兩人。這場以海原為震中心的大地震令海原縣超過壹半的人口失去生命。地震的波及範圍非常之廣，其中以寧夏南部的海原、固原，甘肅中北部的靜寧、會寧、靖遠、通渭、渭源，以及陜西西部受災最為嚴重。
“這次地震有多大，我說幾個現象妳就知道了。”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對南都記者說，受海原大地震影響，波羅的海海面波浪浮動達幾十厘米，而地震波的橫波與縱波都穿過了地心，日本東京當時尚不太靈敏的儀器，還檢測到地震表面波繞著地球轉了壹圈，又轉了回來，“原來說死了23萬多人，也有說死了20多萬，但現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死了27萬多人。”
地震發生後的救濟，也帶有鮮明的時代印痕。“因為當時中國處於軍閥混戰，沒有有效救災。海原很多人都埋在萬人墳了，好幾個人埋在壹個墳裏。”海原縣地震局局長劉剛對南都記者說，當年海原的遇難者後代，也已遷徙到周邊各省，每年的12月16日，萬人墳這裏會陸續從甘肅、青海、陜西及寧夏其他地方湧來上千名祭祀者。
但在海原之外，這場死亡人數超過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和1976年中國唐山大地震的浩劫，卻並不為更多人所知。在汶川、玉樹接二連三發生地震的當下，塵封許久的海原大地震被再度挖掘了出來，成為供國人憑吊與檢視的標本。
在寧夏自治區政府的牽頭下，建設中的海原地震博物館將於明日———海原大地震90周年祭日舉辦開館儀式。南都記者在現場看到，博物館內部裝修仍在緊張進行，尚未進行布展。劉剛介紹說，屆時將會舉辦海原大地震學術研討會，並請阿訇在萬人墳上舉辦祈禱儀式。
“兩個山合到壹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
“1920年12月16日，大約是晚上8點鐘，在中國某些城市以及和它鄰近的國家，觀測到壹些異常現象。不能說成都、大名、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從成都到大名大約1200公裏，而從海防到上海大約1900公裏。可是，在上述時刻，在成都法蘭西領事館，在大名的耶穌教徒傳教團，在上海的英國領事館和在海防的天文臺內，所有鐘表立刻停擺。在這些城市和所有其他許多居民點，坐在飯桌旁的人們忽然看見，吊燈開始擺動起來，後來還知道其他壹些情況。在大名以北的板夏，三個閑談的傳教士忽然感覺到惡心欲嘔，他們覺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壹樣開始搖擺起來，在距中國海1250公裏遠的壹個地方，走向市場的主婦們突然覺得暈船，北京和天津的居民也有同樣感覺……”這是海原地震發生後，蘇聯壹位佚名作家撰寫的《壹九二零年的中國，西方忽視了的災難》的開頭部分。
誠如郭增建研究員所言，整個世界幾乎都感受到了地震的影響。與南都讀者更為相關的，在汕頭外海，地震同樣很強烈。有壹艘從上海出發駛向香港的英國P和O公司的“D evanha”號客輪行至汕頭外海時感覺到像地震壹樣強烈震動。“船長以為可能是船撞在了淹沒的漂流物上，但等船靠了香港碼頭以後，他壹檢查船的外殼，很驚奇地發現，整個船殼都完好無損，這才想到了可能是地震引起的震動。”(據徐家匯觀測臺地震記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評註》)
和千裏之外虛驚壹場的插曲不同，處於地震中心的人們此時正經歷生離死別的殘酷考驗。海原縣九彩坪拱北幸存者馮誌錄，數年前對寧夏《在山走動的地方》記錄片攝制組描述說，“老人們說那時間地搖時……我們那個地方把山嘴子壹下搖著撲下來了，山窪裏開的都是這麽寬的口子。坐人的地方，山都塌著壘了下來。”海原縣西安鄉另壹位幸存者董善征也說，“萬家水的那山合了，兩個山合到壹起了，羊、人啥都沒有了。”
在1922年第5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上，有壹篇克勞斯、麥考米爾合撰的《在山走動的地方》報道，其中描述了海原大地震時發生的幾個現象：在夜間移動的大山，似瀑布飛落般的山崩，陷進房屋和駱駝的大裂縫，以及把村莊席卷進升起的松軟土海裏的壹切……
“海原大地震現在定為8.5級，過去也曾被定為8.6級。”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說，地震在當地形成200多公裏的斷裂帶，有壹個湖泊甚至因地面傾斜而遷移了幾公裏。黃土地質的山坡被震成粉末，形成黃土流，因為當地居民多住土窯洞，因此傷亡更顯嚴重。
1958年，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曾派郭增建等六同誌組成地震考察隊，對海原大地震進行實地考察。郭增建對南都記者回憶說，他記憶比較深刻的壹個故事是，地震來時，天已變黑，因為沒有電燈，甚至連油燈也比較少，很多人都待在家裏。土窯洞口多被震塌堵死，有壹個窯洞後來被老鄉挖開，發現並沒有被完全破壞，壹個人趴在桌子上，因沒有空氣而憋死，死前似乎是在喝水，桌上壹個碗裏有油壹樣的東西，仿佛是人胃裏的嘔吐物。
死傷非常巨大。1921年4月3日《新聞報》報道稱，“縣城半邊坍陷，甘肅海原縣(海原彼時歸甘肅轄下)旅京學生馮君翰英接到家函曰：”初七日黃昏地震，吾鄉受害尤重，全城房屋俱被蕩平，人民死傷十之八九，吾家花涯灣山莊，全行覆沒，山崩土裂，山河更變……吾家四十余口，除父與汝祖母外，俱歸浩劫。房屋倒盡，什物無存。全縣死傷人民***計六萬余人……‘“
“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按照《中國民報》1921年3月的地震災情調查表，海原縣死亡人數約為4.5萬余人，被壓斃的牲畜有7萬余頭，房屋則倒塌了8/10.半年後，翁文灝與謝家榮在“咨呈國務院內務部”的正式官方文件，則將海原縣死亡人數確定為7.3萬余人，約占海原縣總人口的59%。
受災第二嚴重區域為固原縣，1921年呈報官方的死亡數字為4萬余人。1958年，郭增建等人去固原進行地震考察時，還能看見不少的地震遺跡：厚厚的磚築城墻還在，南城門上刻著“鎮秦門”幾個大字(現城墻已經被拆除)，該縣董福祥神道碑及碑亭橫截為二，上段與下段裂而不坍，其中下段扭轉了方向。
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會寧、隆德、通渭、靖遠、靜寧等五縣，死亡人數均過萬人。
12月16日的大震之後，余震不斷，且天氣陡然轉冷。“十七日(余震)終夜不休，倒八時陡起大風，為亙古所僅見。人民牲畜凍斃者不計其數。地吼如雷，聲勢極其危險。十八日風止，天地晦暗，地先吼後動者五次，均輕。十九日大動八次，地體日夜微搖不息。二十日大動十壹次，小動十二次……”在1922年4月24日《新隴》卷1期上，詳細記載了余震及震後天氣情況。其中，海原、固原等縣下的壹場大雪，凍死了無家可歸的很多人。
曾於1921年赴災區考察的謝家榮亦曾在文章中提及，這場發生在冬季的大地震，導致災民“流離失所，衣食俱無，故不死於地震，亦多死於凍餒。其後各地雖派有急賑，而交通艱難，常需數日後始達，實屬緩不濟急”。
當時的《地學雜誌》在《陜甘地震記略》中報道，災後人民“無衣、無食、無住，流離慘狀，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壹日失所，復值嚴寒，忍凍忍饑，瑟瑟露宿，匍匐扶傷，哭聲遍野，不特餓孚，亦將僵斃。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也有新生的萌動。郭增建說，1958年去考察時，聽見有人說母親在麥草堆裏生下了他。
在公權力的觸角尚未能抵達震區之時，災民們依靠私力救濟***渡難關。郭增建1958年赴海原等縣時，也聽老鄉們提起，大地震剛發生時，大家不分妳我，誰家有現成的飲食都拿出來壹起分享，過了幾天之後，心理上就產生變化，各自考慮各自的未來，不再能隨便去別人住處吃喝了。“在大災面前，壹開始有公心，後來私心居上。”郭增建說。
當姍姍來遲的政府救濟終將抵達時，飽受凍餓的災民常常也會不顧生命去索取。時任固原縣公安局局長的石作梁曾回憶，由平涼運來的兩車鍋餅，剛剛抵達固原縣的郊野，就被饑民蜂擁圍堵而上攔乞，護押鍋餅的士兵也叱之不退，這些饑民“寧甘引頸受刃，不肯舍車放行”。
“當時北京報紙，連震中地址都搞不清”
海原大地震來得突然，地方官署也受創嚴重，加上當時交通、通訊不便，壹時之間難以組織救援。“蘭州騎馬到海原就要好幾天，更何況道路都遭到破壞。縣政府大概只有靜寧等少數地方有記載救災。其他的縣府就說不清楚了。後來政府也采取‘以工代賑’疏通道路，給災民發放工錢，但都是少量的。”郭增建說。
當時的靜寧縣長是周廷元，解放後曾任甘肅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據其本人《甘肅靜寧縣大地震紀略》所稱，他在地震後的次日淩晨，就從縣倉內出糧，救濟沒有食物的災民，還從商鋪購置衣物，幫助沒有衣服避寒的群眾，又從倉庫取出帳篷搭蓋草屋充當災民住所，並電請蘭州河北醫院，為受傷民眾醫治……
周廷元並非自我誇飾，當時英國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曾刊發題為《壹個甘肅縣長在地震中，十分真實的故事》的報道，用感性語言描述周廷元震後作為：“那裏的縣長是壹個精力旺盛，十分能幹的人，對人民是壹種真正的福分……人們對這位官吏充滿贊美。當地震來臨時，他立刻命令人們沖出去。並叫人們離開住房，然後回到室內跪下向神禱告，如神願意的話，他願以死來換取赦免群眾……當地震過後，他出來叫人們立刻去搶救那些埋在瓦礫堆中的活人……還命令出資埋葬死者和動物的屍體，以防止發生疾病。“
不過，大災面前，由同樣受重創的地方官府進行救助，顯得力不從心。“那時救災慢得很，在北京報紙上，連震中地址都搞不清，國外只說在那壹段。通訊條件很差，又受到破壞，耽擱了好多天才知道。”郭增建介紹說，當時甘肅在京的商人、學生和國會議員等，向政府呼籲救災，並在報上刊發了啟事。當時募捐的人很多，在京亦成立緊急募捐大會。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文獻顯示，甘肅省省長張廣建曾以“十萬火急”致函大總統，請求支援，但致函的時間已是地震過後壹月余——1921年1月20日。在這之前，1920年12月29日，張廣建也曾和甘肅省議會議長王世相等人向內務部致電求援。
“北洋政府可能也有貪汙截留，地震發生前，正值華北五省大旱，有記載說死了50萬人。當時有個說法，要救華北五省旱災，政府賑災的款給了國際組織。1921年初，甘肅留京人員在《中國民報》上揭露這個事，寫得很好，痛罵北洋政府，大意是說，甘肅是為國家拿糧的省份，為何遇災不救，好像地圖上沒有這個地方壹樣。”郭增建說。
直到1923年3月19日，甘肅籍國會議員周之輪等人還在給中央賑務處的公函中，描述震後二年余的慘狀：“敝省自震災以後，民生雕敝，日益顛連，加以雹災旱荒頻歲歉收，始則省外各縣更叠蒙災近，且流離之慘延及省垣。”這些國會議員還提到，他們屢次接到同鄉書信，獲知甘肅災民種種慘狀，“竟有蘭州有賣人肉包子之事”。蘭州物價飛漲，而冬季接受施粥者已超過萬人，雖然各界善款亦有施衣，但“饑凍以死者仍時有所聞”。
在這封函中，甘肅籍國會議員著重提出，賑務處應撥給甘肅的賑災款“尚未及半”，希望體恤災區黎民苦楚迅速補齊，“庶不至無告之民長此失所也”。由此可見，中央在賑災問題上，截留應撥付的款項，問題頗為嚴重。
而甘肅省長，在海原大地震後兩年多內，也換了多人，從張廣建、潘齡臯壹直到林錫光。“甘肅地方政府也有救災，但據說張廣建省長有貪汙。”1958年赴海原等地考察的郭增建還聽說，後來紅軍經過該地時，還曾批鬥過涉嫌貪汙賑災款的人。
1920年12月16日，當時居住在北京的魯迅先生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的壹筆：“夜地震約壹分時止”。
寥寥八個字，記下的是當時北京感受到的地震—僅僅屬於可感級別，並沒有造成任何的破壞。而這八個字，竟然成了那次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記錄。
魯迅先生不會想到，他記下的是千裏之外大地震傳導到北京的余波。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這次震撼。
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燈和吊扇長時間晃動，英國領事館的時鐘、信號鐘都停止了擺動。
在香港，壹位名叫福契特的神父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到床在晃、紗帳在動。
在大名以北的板夏(音譯)，三個閑談的傳教士忽然感覺到惡心欲嘔，他們覺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壹樣開始搖擺起來……
在地球另壹端的美國，地震儀上也清晰地刻畫出了異常的地震波。當時世界上的96個地震臺，都有類似的記錄。
中國地震局蘭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長郭增建是新中國第壹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質工作者。他說，當時對地震監測最嚴密、技術也最先進的是地震多發的日本。位於東京的地震儀檢測到地震表面波繞著地球轉了壹圈，數小時後又轉了回來，再次被記錄下來。
東京地震臺的儀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當時是最靈敏的。
這從另壹方面印證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強。
監測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臺都有同壹個問題—震中在哪裏？
據當時的美國媒體報道，美國地震臺依據震波數據，推測說此次地震震中在距紐約3000英裏以外的地方。但事實證明，這樣的推測實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著地球表面計算，而是直取地球直徑，偏遠的海原距離紐約也遠遠超過3000英裏。
對震中推測相對較為準確的，是日本東京地震臺和位於上海的徐家匯觀象臺。
徐家匯觀象臺是由法國教會組織建立的，當時由神父蓋爾基(音)主持。徐家匯觀象臺就地震所作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評註》，詳細記錄了當天緊張的監測情景：
鐘表突然停擺，而吊燈奇怪地搖晃起來。與普通人相比，他們(傳教士)馬上意識到這意味著什麽，急忙湧入安裝有地震儀的地下室。
地震儀上的筆尖正在畫著越來越寬的曲線，第壹波較早的強波動出現在20時9分16秒。稍有平緩之後，地震儀上的南北向放大筆被劇烈的震動拋向了壹邊，蓋爾基神父發出了警告：“註意！波動主峰就要到達了。”
這些波在20時16分到達。令人驚嘆的是，震動的強烈竟然讓地震儀都難以承受，筆尖半途跌落了。
雖然沒能記錄下全部的地震波，但已能夠對地震的量級和位置進行推測。
震波在大地上湧動需要時間。寧夏地震局副總工程師柴熾章告訴記者，地震波按傳播方式分為三種類型：縱波、橫波和面波。它們的傳播速度是不壹樣的，地震儀就是分別記錄這幾種波，然後根據它們到達的時間差、振幅等數據，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強度。不同位置的地震儀推測的地震震中範圍不會完全壹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
上海徐家匯觀象臺推測，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離大概是1400公裏。
日本東京地震臺和上海徐家匯觀象臺對震中的推測非常壹致：甘肅東部(當時海原屬於甘肅省，故又稱甘肅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