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對於我們的意義是什麽呢？
1988年7月15日，在黃天中和崔以泰的主導下，天津醫學院創建中國第壹家臨終關懷研究中心，並設立臨終關懷基金。崔以泰成為第壹任主任。
“死亡教育與臨終關懷，是生命教育中不能回避的話題，也是世界性的教育課題。”正是在這種認識下，35年間，黃天中、崔以泰始終在為之呼籲、奔走。
黃天中對死亡教育和臨終關懷的重視，源於其在海外學習與工作的經歷。他1941年出生於江西，長在臺灣，在美國求學與工作，後成為美國的大學校長。在兩岸還沒有“三通”的年代，他借助美籍華人的身份，率先將MBA引入中國大陸，因為有臨終關懷的教育背景，黃天中又將其首次引入到國內。
“兩個好玩的老頭。”這是與會人員對黃天中與崔以泰的印象。35年前，兩人年富力強，激情澎湃，期待未來；35年後，雖然只能坐在輪椅上“憶得舊時攜手處”，但他們初心不改，火熱的情懷依舊。
圓桌前，黃天中與崔以泰向近百名與會者介紹了臨終關懷的“前世今生”。
“臨終關懷”始於中世紀的歐洲。到1967年，英國創建世界上第壹家現代臨終關懷院。美國1974年建立首家臨終關懷醫院，1986年臨終關懷被納入醫療補助計劃。
1988年中國第壹家臨終關懷研究中心建立後，天津醫學院1990年建立了中國第壹家臨終關懷病房，1992年3月還舉辦首屆東西方臨終關懷國際研討會。
進入新世紀後，《臨終護理》《多元文化與護理》等壹批教材進入醫學院校，這些說明我國已經建立了臨終關懷醫學專業教學體系、護理專業教學體系。說起我國的臨終關懷教育發展歷程，崔以泰如數家珍。
“國外開展死亡教育可以追溯到1928年，西方壹些國家，死亡教育課程涉及各個年齡段，且實現系統化。”臨終關懷的教育經歷，也讓黃天中對國外死亡教育現狀有較多的了解。
“我國死亡教育多年來雖有進步，但整體現狀不樂觀。”中國生命關懷協會原副理事長兼秘書長羅冀蘭介紹，從2004年起，北京大學、山東大學等20多所高校開設了與死亡教育相關的課程，還開展了寫墓誌銘、參觀殯儀館等實踐活動，但在中小學課程體系中死亡教育還缺位較多，只有少數學校開展了“寫遺囑”等形式的教育活動。這樣的活動雖然帶來了些許積極影響，但收效甚微。
廈門翔安壹中進行生命教育多年。學校承擔了“十三五”規劃課題“中學生體驗式生命教育的實踐研究”。“有人認為中小學生年齡過小，身心不成熟，草率開展死亡教育和實踐活動，可能會有負面影響。”課題負責人之壹許麗玲是翔安壹中心理課教師，她認為，在中小學開展死亡教育很有必要，但方式壹定要恰當。
如何讓生命教育更完整？直面“死亡”不能回避
“直面死亡這個命題，生命教育才更完整。”早在1992年，崔以泰、黃天中就出版了《臨終關懷學理論與實踐》壹書，主張“直面死亡”是書中的主要觀點之壹。
“受儒家文化影響，中國人看重吉祥和好運，更多考慮的是如何‘生’，很難直面討論死，社會在發展，這些觀念要逐步改變。”黃天中認為，通過恰當的教育活動，讓學生直面死亡，很有必要。
“臨終關懷教育就是最恰當的方式之壹。”崔以泰認為，中國人崇尚孝老愛親，有“送終”“善終”這些觀念，在臨終關懷過程中，進行直面死亡的教育，就顯得順理成章。
李誌剛是清華大學附屬長庚醫院的主治醫師，也是該院“安寧療護”團隊的壹員，他向記者介紹了他所在醫院臨終關懷的相關場景。
清華長庚醫院“安寧療護”團隊成員有十幾人，既有疼痛醫師、治療醫師和護士，還有營養師、民俗專家等多個角色。在這裏，醫生不會再與“死神”搏鬥，也不會進行過度診治，而是以鎮痛、傾聽和預後為主。
路桂軍是清華長庚醫院疼痛科主任，也是“安寧療護”團隊負責人，除去醫生身份，他還熱衷於生命文化推廣和敘事醫學寫作。
路桂軍認為，中國人應該慢慢改變傳統的生死觀。有壹次，他看到壹個小朋友在祝福爺爺生日快樂的時候，說祝爺爺永遠不死，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
“其實我覺得這並不好笑。”路桂軍認為，中國人總會談起他人死亡，在“妳我”之間就避諱這個話題，很多人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遠，殊不知它和自己的關系很密切。
“我會去墓地講生死。”路桂軍認為，清明節在墓地講生死，符合中國人的文化習慣，這也是讓人們能接受“直面生死”的方法之壹。
2021年清明節晚上，鳳凰衛視播出了路桂軍的專訪節目《我給自己辦葬禮》。
鏡頭裏，路桂軍躺在停屍床上，接受入殮師擦洗身體，隨後，他躺入棺材，聆聽朋友和家人道別。
“我是要把死亡拉近，告訴大家死亡隨時可能來找妳，要直面‘我死’。”節目中，路桂軍解釋了為自己舉辦“葬禮”的緣由，那就是：對公眾普及死亡教育，讓人們學會直面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