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肇文言文翻譯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

曾鞏品性孝順父母，與兄弟友愛，父去世後，他侍奉繼母更加無微不至，在家境衰敗，無所依靠的情況下，撫育四個弟弟、九個妹妹，他們的讀書、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辦。曾鞏寫文章，涉獵廣泛，氣勢很盛，當時擅長寫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過他的。

年輕時與王安石交往，王安石當時聲譽不大，曾鞏將他引薦給歐陽修。王安石得誌後，曾鞏對他有了不同的看法。

神宗曾經問曾鞏：“王安石是怎樣的人。”曾鞏回答說：“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和行為道義，不在揚雄之下，但因為他吝嗇的緣故所以比不上揚雄。”

皇上說：“王安石對富貴看得很輕，怎麽說他吝嗇呢。”曾鞏說：“我所說他吝嗇，是說他勇於作為，但吝嗇於改正自己的過錯。”

神宗贊同他的這個看法。

譯文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他從小就機智敏銳，十二歲時，曾嘗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到了二十歲，名聲已傳播到四方。歐陽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驚異。 嘉祐二年考中進士，出任越州通判。這壹年發生了饑荒，他估計常平倉儲存的糧食不足以用來救濟，而鄉間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裏來購糧。曾鞏就張貼告示曉諭所屬的各縣，勸說富人如實申報自己儲存的糧食，***有十五萬石，讓他們將這些糧食比照常平倉的價格稍稍提高壹點後賣給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買到糧食，又不出家鄉，而且糧食有余。曾鞏又讓官府借給農民種子，讓他們隨秋季的賦稅壹起償還，使得農事沒有耽誤。 任齊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惡、迅速嚴厲地打擊盜賊作為根本。曲堤有個姓周的人家的兒子周高橫行驕縱，殘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夠影響當地的權貴和豪紳，州縣的官吏都沒有人敢去追究。曾鞏逮捕了他，處以刑罰。章邱有百姓在鄉村裏聚眾結夥，號稱“霸王社”，殺人劫財，劫奪囚徒，沒有壹件不能如願的。曾鞏讓百姓組成保伍，讓他們偵察盜賊的行蹤，有盜賊就擊鼓傳遞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將盜賊擒獲。有壹個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壹天，他到官府自首。曾鞏就招待他吃喝，送給他衣帽，給他配備了車馬和隨從，讓他四處誇耀。盜賊聽說了這件事，大多出來自首。曾鞏表面上看來是將此事到處張揚，實際上是想要離間分化那些盜賊，讓他們不能再糾合在壹起。從此，齊州的人們連院門都不用關閉就可以安睡了。 調任洪州。適逢江西當年瘟疫大流行，曾鞏命令各縣鎮都儲存藥物以備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難不能養活自己的，就招來住在官舍，供應給他們飲食衣被等用品，分派醫生給他們治病。朝廷的軍隊征討安南，所經過的州要準備上萬人所需的物資，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機會橫征暴斂，百姓難以忍受。曾鞏則事先分別處理好了大軍突然集結時的吃住問題，因此，軍隊離開後，城鄉的百姓都不知道。 調任明州、亳州、滄州知州。曾鞏負有才名，長期在各地任地方官，世上不少人認為他命運不濟，時運不佳。這壹時期，朝廷的壹批晚生後輩出人頭地，曾鞏對此看得很淡泊。壹次經過朝廷時，神宗召見他，對他慰勞問候，十分寵信，任命他為中書舍人。 曾鞏品性孝順父母，與兄弟友愛，父親去世後，他侍奉繼母更加無微不至，在家境衰敗，無所依靠的情況下，撫育四個弟弟、九個妹妹，他們的讀書、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辦。曾鞏寫文章，涉獵廣泛，氣勢很盛，當時擅長寫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過他的。年輕時與王安石交往，王安石當時聲譽不大，曾鞏將他引薦給歐陽修。王安石得誌後，曾鞏對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經問曾鞏：“王安石是怎樣的人？”曾鞏回答說：“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和行為道義，不在揚雄之下，但因為他吝嗇的緣故所以比不上揚雄。”皇上說：“王安石對富貴看得很輕，怎麽說他吝嗇呢？”曾鞏說：“我所說他吝嗇，是說他勇於作為，但吝嗇於改正自己的過錯啊。”神宗贊同他的這個看法。[1]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壹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後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壹，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壹。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壹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任職於史館時，埋頭整理《戰國策》、《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於散失。他每校壹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鏡考源流”。並校訂《南齊書》、《梁書》、《陳書》三史。在編校古書時所作的目錄序，如《戰國策·目錄序》、《烈女傳·目錄序》、《新序·目錄序》等，為人所稱道。清代學者方苞論其“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此類書跋，風格上模仿劉向、劉歆，寫得醇實簡潔，能從簡馭繁。所作散文含蓄典重，為“唐宋八大家”之壹。極嗜藏書，從政之便，廣覽博收。周密《齊東野語》記其“藏書之富，曾南豐及李氏山房皆壹、二萬卷，其後厄於兵火”。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金石錄》。著作有《元豐類稿》、《續元豐類稿》、《隆平集》、《外集》等。其弟曾肇（1046~1108），字子開，官吏部侍郎。與其誌趣相同，平居亦無所嗜，唯藏書萬余卷，手自校讎。著述有《曲阜集》、《奏議》。

譯文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

他從小就機智敏銳，十二歲時，曾嘗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到了二十歲，名聲已傳播到四方。

歐陽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驚異。 嘉祐二年考中進士，出任越州通判。

這壹年發生了饑荒，他估計常平倉儲存的糧食不足以用來救濟，而鄉間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裏來購糧。曾鞏就張貼告示曉諭所屬的各縣，勸說富人如實申報自己儲存的糧食，***有十五萬石，讓他們將這些糧食比照常平倉的價格稍稍提高壹點後賣給百姓。

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買到糧食，又不出家鄉，而且糧食有余。曾鞏又讓官府借給農民種子，讓他們隨秋季的賦稅壹起償還，使得農事沒有耽誤。

任齊州知州，他的管理把根治邪惡、迅速嚴厲地打擊盜賊作為根本。曲堤有個姓周的人家的兒子周高橫行驕縱，殘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夠影響當地的權貴和豪紳，州縣的官吏都沒有人敢去追究。

曾鞏逮捕了他，處以刑罰。章邱有百姓在鄉村裏聚眾結夥，號稱“霸王社”，殺人劫財，劫奪囚徒，沒有壹件不能如願的。

曾鞏讓百姓組成保伍，讓他們偵察盜賊的行蹤，有盜賊就擊鼓傳遞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將盜賊擒獲。有壹個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壹天，他到官府自首。

曾鞏就招待他吃喝，送給他衣帽，給他配備了車馬和隨從，讓他四處誇耀。盜賊聽說了這件事，大多出來自首。

曾鞏表面上看來是將此事到處張揚，實際上是想要離間分化那些盜賊，讓他們不能再糾合在壹起。從此，齊州的人們連院門都不用關閉就可以安睡了。

調任洪州。適逢江西當年瘟疫大流行，曾鞏命令各縣鎮都儲存藥物以備需求。

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難不能養活自己的，就招來住在官舍，供應給他們飲食衣被等用品，分派醫生給他們治病。朝廷的軍隊征討安南，所經過的州要準備上萬人所需的物資，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機會橫征暴斂，百姓難以忍受。

曾鞏則 事先分別處理好了大軍突然集結時的吃住問題，因此，軍隊離開後，城鄉的百姓都不知道。 曾鞏品性孝順父母，與兄弟友愛，父親去世後，他侍奉繼母更加無微不至，在家境衰敗，無所依靠的情況下，撫育四個弟弟、九個妹妹，他們的讀書、出仕和婚嫁，全都由他出力操辦。

曾鞏寫文章，涉獵廣泛，氣勢很盛，當時擅長寫文章的人，很少有能超過他的。年輕時與王安石交往 ，王安石當時聲譽不大，曾鞏將他引薦給歐陽修 。

王安石得誌後，曾鞏對他有了不同的看法。神宗曾經問曾鞏：“王安石是怎樣的人？”曾鞏回答說：“王安石的文章學問和行為道義，不在揚雄之下，但因為他吝嗇的緣故所以比不上揚雄。”

皇上說：“王安石對富貴看得很輕，怎麽說他吝嗇呢？”曾鞏說：“我所說他吝嗇，是說他勇於作為，但吝嗇於改正自己的過錯啊。”神宗贊同他的這個看法。

曾鞏介紹 曾鞏（1019年—1083年），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後居臨川，北宋散文家、史學家、政治家。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超群，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年十二即能為文。

曾鞏為政廉潔奉公，勤於政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並稱“南豐七曾”。曾鞏文學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沖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稱“南豐先生”。

元豐五年（1082年），卒於江寧府（今江蘇南京），追謚為“文定”。

曾肇，字子開，考取進士後，調任黃巖縣主簿，被推薦任鄭州教授，升任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

太常禮院從秦朝以來，有關文獻殘缺不全，先輩儒生各人都憑想象，無法核實。曾肇在職期間，糾正了前輩的不少錯誤。

曾公亮死，曾肇為他寫行狀，神宗讀後很欣賞。元祐初年，升任起居舍人。

曾肇認為葉康直任秦州知州時處事不當並批評他，執政官驚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禦史趁機攻擊他。曾肇提出辭職，範純仁對大臣們說：“如果好人得不到寬容的環境，像我們這類人就不能在這兒呆了。”

極力替曾肇辯護，曾肇才沒有受到處罰。門下侍郎韓維彈劾範百祿，太皇太後認為韓在誣陷範，讓韓出任鄧州知州。

曾肇說：“韓維替朝廷辨別好人、壞人，評價人與事的是非得失，不能憑主觀想象認為他錯了就趕走他。”拒絕替皇帝起草命令。

諫議大夫王覿因為批評了胡宗愈，皇上想調他去潤州，曾肇說：“皇上把大臣當做心腹，把臺諫官當做耳目，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壹個。目前王覿批評執政官就被放逐，這就是憐愛心腹而堵塞耳目了。”

哲宗醒悟過來，就加任王覿為直龍圖閣。四年，發生春旱，官府仍講究春天飲宴。

曾肇同彭汝礪壹起上書說：“目前正鬧天災，正是君臣們敬畏天命謹慎從事之時，他們卻壹塊兒大吃大喝，歌舞升平，恐怕無力補救天災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請。

七年，回京任吏部侍郎。哲宗親自當權後，改用元老舊臣，舊臣們多次稱贊曾肇熟悉禮制，於是召他回京。

曾肇說：“人君雖然天生的優良品質，也必須依賴於前後左右的大臣們得力，把他們當作立政之根本。應該在此時精心選拔忠誠、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邊，以便咨詢、討論、顧問。”

皇上身邊的近侍貴寵們討厭他的這番話，調他任瀛州知州。徽宗即位後，又被召回京師任中書舍人。

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因為說錯了話而犯罪，沒有人敢為他們說話，曾肇卻挺身而出，極力為之辯解。其兄曾布同韓忠彥壹起任宰相，天天圖謀排擠走韓忠彥。

曾肇寫信對曾布說：“兄長正得到君主的信任，應當引薦好人，走正道。然而幾個月以來，世人稱道的正人君子，相繼離開了朝廷，壹旦妳的權勢完了，這些人就會只顧保全自己的位置，想來都令人寒心。”

曾布不聽從他。不久，蔡京升到宰相地位，曾布、曾肇都不免遭殃。

崇寧初，曾肇落職，被貶官任和州知州，繼而貶官濮州團練副使。四年，歸潤州而卒，享年六十壹歲。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莊嚴肅。從小就認真學習，博覽經書史傳，寫的文章溫和、圓潤而有章法。

歷任十壹州，大多有善政。紹興初，得謚號文昭。

書魏鄭公傳後 曾鞏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

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

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

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

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諫諍為當掩，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唯失壹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為賢君，而伊尹、周公為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

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 又何以知其賢且良歟？ 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為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

夫《春秋》 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稿者非歟？”曰： 焚稿者誰歟？ 非伊尹、周公為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

何則？ 以焚其稿為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稿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已之奸計乎？ 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

曰： 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壹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壹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 噫！ 以誠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

益知其賢雲。豈非然哉？ 豈非然哉？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是唐代魏征的壹句忠諫名言，以其哲深旨遠，而流傳於後世。

作為壹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以諫諍為已任，前後向唐太宗陳諫達“二百余事”。他的《諫太宗十思疏》更膾炙人口。

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則較為開明。他認為天子日理萬機，總會有失誤之時，“若惟揚美隱惡，***進諛言，則國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貞觀政要》卷8《論貢賦》） 故能註重任賢，納諫。魏征所提“薄賦斂，輕租稅”，“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等建議均為唐太宗所采納。

他們彼此間相互信賴的關系，堪稱封建君臣關系之典範，歷來被史學家們所稱道。 然而，唐太宗畢竟是封建帝王。

後因魏征“以諫諍事付史官”，遂觸“太宗怒之”。以致對魏征“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

以天子的威嚴而論，要維護其在歷史上的神聖地位，終不能容忍因“納諫”而提高魏征的身價。曾鞏正有感於此，便揮毫寫下了《書魏鄭公傳後》這篇史論。

文章以史實為例證，從正反兩方面闡述了把諍諫之事載人史冊，將會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然後逐條批駁了隱瞞君王過錯和掩蓋歷史真相等封建倫理觀念，並在君臣關系上提出了“誠信”的觀點。

文章論述徐緩而莊重，辯駁簡捷而有力，不失為壹篇較好的說理散文。 說理與議論是曾鞏散文的主要形式。

他的說理文壹貫註重章法的嚴謹和布局的分明，而說理透徹則是曾文更為突出的特色。這篇史論，立論明確，並以史實為證反復論說了什麽是真正的“治國”之道。

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原因就在於太宗能納諫。然而，歷史上對納諫之事始終褒貶不壹。

於是，作者從君臣關系入筆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關系的行動準則。而“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

至於“是以諫諍為非美”的認識則更不可取。納諫不僅有利於“治國”，且有益於後世。

但是就連太宗這樣的君王在其執政末年也不能做到這壹點了。因而“漸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導致了遼東之敗。

文章以夾敘夾議的方法從國家社稷的“所治”與“所不治”兩方面論證了納諫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並未淺嘗輒止，而是將論題深入壹步，對諫諍之事載入史冊所產生的歷史作用和影響進行了剖析。

文章以“切諫其君者”伊尹、周公為例，指出他們之所以“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為賢君”，是因為“其書可見”的緣故。它不僅使後人“知其賢且良”，而且使後世有了仿效之依據。

而桀、紂、幽、厲、始皇等數君則不然。“其臣之諫詞無見焉”，此“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

因而使“諫諍之無傳”。這便是“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的根由。

通過正反史例之比較，結論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說理於敘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徹論證，又避免了平鋪直敘，使文章起伏有致，事與理互為增色。

本文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對論題進行了闡述。既列舉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為正面例。

我看到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聽從群臣的意見，而魏鄭公這些人喜逢這個好時世，感激太宗知遇之恩，事情不論大小，沒有不直言進諫的，雖然這是由於他們的忠誠，也是因為能遇上聖明的君主才能這樣的啊！那麽，我想唐代之所以大治，太宗之所以被稱為賢君，前代的君主之所以比不上太宗，根本原因都出在這裏啊！能夠知道魏鄭公有諫諍之事，是因為他的奏章還存在。

君王任用臣子，臣子侍奉君王的原則是什麽呢？只是極其公正罷了。極其公正，不是不許別人講話來掩蓋自己的過失，不博取小信而討好自己的君主，這是不可以做的事。

還有更不可以做的事，認為諫諍是應當掩飾的，這是把諫諍當作不好的事情，那麽後代誰還會去當面諫諍呢？況且前代的君主有納諫的美德，可是後代看不見，那就不只是失掉壹時的公正，又將使後代的君主認為前代沒有諍諫的情況。這是開啟引導了惰怠和忌諱進諫的風氣。

那伊尹、周公是什麽樣的人物呢？伊尹、周公的諫議切中君主的弊病，言辭極其深刻，事情又非常緊迫。他們的諫詞保存在《尚書》裏，不曾湮沒。

到現在，人們還稱頌太甲、成王為賢君，伊尹、周公為良相，是因為他們的諫書還見得到。假使當時就把諫書刪減毀棄，成就小小的謙讓的名聲，那麽後世依據什麽來諫諍，又根據什麽知道他們的賢能和傑出呢？有人說：“《春秋》記史的原則是為君主、父母、賢德之人掩飾隱瞞過錯，與此正好相反。”

《春秋》裏所掩飾、隱瞞的都是不良行為，接受諫諍怎麽能說是不良行為呢？又說：“既然如此，是焚毀諫稿的人不對嗎？”我說：“焚稿的人是誰？這不是伊尹、周公做的，而是近世博取小信的人幹的，那事情又不對。為什麽？因為他們把焚稿當作替君主掩飾過錯的美德，而讓後世去傳頌這件事。

這就使得後世看不到諫言奏章是否正確，而必然認定過錯通常在君主，把美德常常歸結到焚稿者身上，這哪裏說得上是愛他們的的君主呢？”又有人說：“到君主面前說的話，出來不把實話告訴別人。這也與此不同。”

我說，這不是聖人說過的話，即使萬壹有這樣的理論，也是說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想對當時的人泄漏他們的話語罷了，哪裏是想杜絕告訴萬世的人呢！唉！用真實信誠要求自己、侍奉君主，而且對萬世不欺瞞的人，就是鄭公啊！這更知他的賢明。難道不是這樣嗎？難道不是這樣嗎？。

曹瑋帥秦州。

當趙德明叛，邊庭駭動，瑋方與客對弈。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弈如常。

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所遣，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

卒遂不復叛。 帥：做地方長官，名作動。

駭：害怕，吃驚。 弈：下棋。

徐：慢慢地。 曹瑋鎮守秦州時，發生了趙德明叛亂之事，壹時間邊庭驚動。

這消息傳到時，曹瑋正在與人下棋。有小吏進來報告，說是有叛卒投奔趙德明，曹瑋神色自若，仍舊下他的棋。

那小吏說了好幾遍，曹瑋才慢慢擡起頭，看看那小吏，不慌不忙地說：“那是我派過去的，妳以後不要再說了。”趙德明聽說後，就把那個投奔他的人殺了。

此後，土卒便不再有人投奔趙德明了。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嘗從王介甫遊，壹日，語及盧仝《月蝕》詩，其詞語奇險。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啟立誦之，不遺壹字。壹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群鳧數百，掠舟而過，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啟壹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蓄者，其數不差。

翻譯：

蔡肇，字天啟，丹陽人。曾跟從王安石遊學，有壹天，談到盧仝的《月蝕》詩，全詩的字詞非常生僻。王安石曰：“很少有背得的人。”蔡肇立刻背誦起來，壹字不差。又有壹天，蔡肇與王安石壹同乘船，恰好有數百只野鴨群，掠舟而過，王安石開玩笑曰：“妳能數清它們嗎？”蔡肇掃壹眼就數清了總數，（王安石）就派人去問放養鴨子的人，其數果然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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