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小說《活著》中福貴是怎麽看待動蕩苦難中的“忍耐”和“愛”的呢？
《活著》中的主人公徐福貴是壹個飽受磨難、經歷苦難的中國式底層人物。雖然面對的是生存艱難、社會制約、命運擺弄，但他並沒有去逃避，而是選擇了承擔。福貴經歷了人間的諸多悲慘經歷，從富貴到貧窮，氣死了父親；當懂得了要珍視家人時，卻被拉去做了壯丁。
歷盡辛苦回到家中，母親已經去世，女兒變為聾啞之人；兒子剛剛懂事，卻因被醫生抽幹了血而死去；為女兒找到了厚道重情的丈夫，她卻因難產身亡，留下了壹個剛出生的嬰兒；積勞成疾的妻子在壹次次打擊下故去，女婿也在日日悵痛失落中意外被樓板擠死；外孫因吃豆被撐死。
壹系列的災難降臨到福貴身上，壹場場死亡接踵而至，壹個個年輕力壯的身體、善良美好的心靈，本應幸福活著的生命都被命運之神無情地扼殺了，而最不該活著的福貴和那頭老牛卻像化石壹樣奇跡般地活著。
遭受大苦大難的福貴仍然繼續平靜安然地活著，讓人不禁想要探究他的內心應有怎樣的痛楚和掙紮，是什麽力量支撐他足以平復創傷和得到慰藉？使得他能夠如此釋然地活著。余華曾說：“‘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裏充滿了力量。他的力量不是來自喊叫，也不是來自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無庸。”
作者對“忍受”字眼的強調，可以看出作者與現實的關系的悄然改變，不再是劍拔弩張的沖撞拼鬥，取而代之的是壹種對現實，對生命的感激和真愛。福貴的活著，是艱難的活著，更是堅忍的活著。當他的母親生病時，他帶上了家裏最後的兩個銀元進城尋醫；為了聰明的兒子上學，他狠下心送走過女兒；面對春生，他選擇了寬恕；為了殘疾的女兒能夠出嫁，他托隊長無條件給找了個女婿。
他壹次次埋葬了自己的親人，並壹次次從苦難中堅韌地活了下來；直到獨自撫養的外孫也死了，他還得買壹頭老牛，拼死拼活地種地，目的就是為了活著。這樣的活著狀態，均是“忍耐”的品質，這種品質時刻保衛著內心免遭這種生活暴力的破壞。它告訴人們要珍視生命，要包容生命出現的壹切苦難，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忍受現實生活帶給我們的失望與苦痛。
對福貴而言，苦難已經消失於無形，他以“忍受”和“愛”建築了自己超然平靜而堅忍的心房。“我想想再不能像以前那樣過日子了，我得養活我娘和鳳霞。”於是，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他租了五畝地，“到天黑，只要有月光，還要下地，看的見的時候都在田裏，”這是他對親人的愛的最為實在的回應。
當聽解放軍講可以回家時，“心撲撲的亂跳，哭著喊著要回家……又是哭又是笑，瘋瘋癲癲往南跑”，他在談到死去的親人的時候，“眼睛裏流出了奇妙的神色，分不清楚是悲傷，還是欣慰”。這樣看來，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相當重要壹部分甚至大部分是“愛”。當然，這其中的“愛”不僅僅是福貴對親人的愛，支撐他生命的更多的還有親人對他的愛。
福貴擁有過財富、地位、女人。他沒有珍惜，後來他失去了這壹切，但他卻得到了愛。他擁有過母親的深愛；擁有過妻子的濃情；擁有過孩子、女婿對他的尊敬和孝順，正因如此，他經受巨大打擊，忍耐而活，就已經包含了生命的意義，那就是人性中的善和中國最底層老百姓之間特有的相濡以沫的溫情和他們樸素的生存哲學，這壹切使卑微的生存變得尊嚴，使受苦受難更顯溫暖，這就是人性的光輝。
徐福貴這壹人物形象呈現著“欲哭無淚的壓抑”，現實中的無奈、殘酷、痛苦，遠遠出乎想象，活著本身就是壹種堅忍、頑強的生命姿態。承擔和愛，也許就是活著的樸素意義。徐福貴在動蕩苦難中的平靜堅忍，正像余華說起寫作緣由中的老黑奴壹樣，經歷了壹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卻依然友好地對待世界，沒有壹句抱怨的話。
雖然濃重的孤獨感和綿綿的回憶總會讓人難於承受，但只要能夠“忍耐”，就會顯示生命的韌性與活著的力量。余華從來對人類生存苦難都格外敏感與關切，有論者言：“余華立足叩問人性深層蘊涵的罪惡與缺損，他從不向外去尋求拯救與安慰，而是向內擴張人自身對苦難的心靈承受力。”這“內”的深層含義就是“忍耐”和“愛”，既然命運已經註定，那麽我們只有安心的承受，頑強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