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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歲出門遠行

假如我們只關註到“出門遠行”這件事的話,大多數人的第壹次出門遠行壹般在十七、八歲這個年紀發生。在此,我指的是“獨自”這樣壹種前提條件。也就是在這個年齡上下,我們對於地理的認識或許才會產生巨大的飛躍。

壹個人自出生到少年,可能大多數時間都生活在壹個相對狹小的地域中,所謂的“故鄉”是與“熟悉”相掛鉤的。從熟悉壹間屋子開始,進而熟悉壹條街道,熟悉壹個村莊,熟悉壹個集市,熟悉大人們口中常常說起的親戚朋輩居住地。在有限的交通下,“我的故鄉”-------這個名字所占據的地域不過是方圓幾十裏地那麽點地方。在懵懵懂懂的年紀裏,這方圓幾十裏地大概就是認知世界存在的最遠邊界了。

對於地理知識的拓展往往來自書本。那麽陌生的地名多是憑借想象來完成。知道壹個名字和填充這個名字所具備的實質內容需要漫長的時間。在每壹張地圖面前,任何人都免不了以自己所處的位置為中心,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擴展開來想象那些陌生的地域。畢竟,是否能離開這方圓幾十裏地,能去向哪裏,對於具體的人生來講,常常是未知數。更遠的地方,以及更美好的生活,在青春裏,是隱藏的躁動!

十七歲出門遠行,代表著壹個人的地理觀念從方圓幾十裏壹下子擴展到方圓數百裏、方圓數千裏之遙。對“山”概念和認識會提升至”嶽“,對“水”的認識會竄升至“江河湖海“這樣的層面。而在故鄉花費了十數年才得以知悉的山頭溪流,是壹個人最初的地理啟蒙。故鄉之所以難忘,是說對比於人生其後遭遇的山山水水,再也沒有不厭其煩的花費大量的時間把玩而已。這就是故鄉與他鄉在認知產生過程中的區別!在故鄉方圓幾十裏的地理啟蒙中,暗藏了人生種種草蛇灰線般的痕跡,我們壹般用”宿命“這個詞來表示。在”壹方水土壹方人”的俗語中,“命運”是誰也不曾提及的謎底。

話到此處不得不提及壹人,毫不誇張的講,整個中國的南方因這個人的努力而聲名鵲起,他就是蘇東坡。蘇東坡在《自題金山畫像》這首詩中,可以說用地理留下最好的人生解釋:

蘇軾卒於公元1101年八月,享年七十四歲,這首詩作於公元1101年三月。也就是這壹年,蘇軾遇大赦得以北還。公元1101年三月,蘇軾由虔州出發,經南昌、當塗、金陵,五月抵達真州,六月經潤州擬到常州居住。自“烏臺詩案”那年開始,蘇東坡輾轉流離的生活已經持續了二十余年了。這條北還之路對於蘇東坡來講,可能在心裏已經走了二十年了。但他的身形卻不由自主徑直往南去了。對於蘇東坡而言,是他鄉成全了他。這首《自題金山畫像》可謂平淡至極。如果只是讀詩,大概極易錯過詩之外的地理,這些地名是勾勒東坡先生極為重要的圈點之處。

在近現代,還有壹首歌同地理有著莫大的關系,那就是西南聯合大學校歌《滿江紅》:

這首詞中所講述的“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是1938年迫於形勢,剛從北平遷至長沙的臨時大學,又要從原計劃落腳的長沙再遷徙至昆明。從長沙到昆明,路途約三千五百余裏,臨時大學有三百名師生基本是跋山涉水徒步而行。有關西南聯合大學建校之初的這壹次長距離的遠行,那三百人中多半成長於此。莘莘學子,經此壹行,眼界大開。這壹路走來,中國的地理有了從書本中磅礴而出的可能性!

唐曉峰先生在《新訂人文地理隨筆》的新訂版序言中這樣說:“地理知識是壹種素材,是科學的素材,也是思想文化的素材,不在思想文化方面用功,是丟掉了地理學的半壁江山”。不過在我閱讀的過程中,我倒是常常想起壹個地名與壹人之間到底會發生怎樣的關聯。地理的思想文化,是因人而起的事,若非壹代又壹人的踏足、建設,土地不會如此燦爛起來!

每壹個人的地理認識絕非壹樣,地理不僅僅是山川河嶽的教科書,也是人文生活的再解釋。尤其是針對壹方水土壹方人的命題上,用地理的角度去審視,或許就獲得不同的視野。地理,要拓展的不是壹方水土的問題,而是有關視野和視界的延伸。“廣袤”、“遼闊”、“浩瀚”這些形容詞往往不是真實的地理描述,當壹個人的地域觀念從方圓十幾裏放大至成百、上千之遠這樣的數量級時,視野和視界才有了可視化的用武之地。對個人生活體驗來講,地理觀念的突然放大,大多始於“十七歲的出門遠行”。

地理觀念的變遷,映射到具體的人生上時,都是看似當年無足輕重的壹個舉動。而這種舉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壹個人的命運,哪個能說的清楚呢?在“十七歲的出門遠行”迎面吹拂的獵獵風中,那少年怎會顧得上如此之多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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