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傳寫的那四件事
王充（公元27—約97），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祖先為魏郡元域（今河北大名縣）王氏家族。先輩曾幾世從軍有功。祖上以軍功受封於會稽陽亭（今址不詳），不久因故失爵，就此定居在那裏。此後他家或務農，或經商，並有世代任俠的傳統。 王充家境貧寒，困難的環境使他很早成熟。兒童時“恭願仁順，禮敬具備”。六歲開始習字，八歲出入書館。稍長，王充開始學習《論語》、《尚書》，壹日可背誦千字。青年時期入太學讀書，曾以班彪為師。
剛剛成年的王充，就承擔起養家重任。先是回鄉以教書為業，在地方官府做過小官吏。大約三十歲以後，他辭官家居，潛心著述，作《譏俗》、《節義》十二篇，著《論衡》八十篇，二十余萬言。
元和三年（公元88 年），他六十歲，為避禍舉家遷往揚州郡，轉徙於丹陽（今安徽宣城）、廬江（今安徽廬江）、九江（今安徽壽春）等地。此間揚州刺史董勤曾召他任從事，又轉任治中，不久退職回家。章和二年（公元88 年），同郡友人謝吾夷上疏章帝，推薦王充，章帝特命以公車待詔。王充以病為由，推辭不就。
王充晚年貧病交困，無人幫助。他寫下了最後的著作《養性》十六篇。 七十歲以後，王充病逝於家中。
自然無為的唯物主義思想
王充繼承樸素唯物主義傳統，他對天地的性質做了唯物主義的說明。他說：“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不論天是體，還是含氣的自然，都從根本上肯定了天地的自然物質屬性。 從天地的物質屬性出發，王充闡發了天地自然無為的理論觀點。所謂天地自然無為就是：“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為物，而物自為，此則無為也。”他認為天地的運行是壹個自然變化過程，不具備任何精神作用，人和萬物都是在天地運行中自然產生的，是“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蒸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而絕非“天地故生人”，“天故生萬物”。他用氣和氣化說解釋萬物的生成變化，豐富了古代的樸素唯物論。
在天人感應說甚囂塵上之時，王充的天道自然無為思想具有鮮明的戰鬥性。 他首先對當時盛行的君權神授之說和讖緯符命的種種神異傳說做了有力駁斥。王充對於當時流行的劉邦母與蛟龍感而生劉邦的傳說，大膽提出異議。他說：“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對美化統治者的符瑞說，如周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而受命等神話，王充用偶然巧合加以解釋：“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
譴告說是漢代天人感應論的核心。王充對它進行了重點批駁。災異說特① 本節主要依據於《後漢書·王充傳》和王充《論衡》，凡引上述傳文者不另作註。別重視日食、月食，認為這是統治者失德所致。王充指出：“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壹食，五月六月月亦壹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壹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對於所謂旱災是天神對人君驕橫暴虐的譴責，澇災是天神對君主迷戀酒色的懲罰，蟲食谷物、老虎吃人是天神對官吏為奸的警告等等神學囈語，王充都予以有力的批駁。他還運用矛盾律對譴告說進行總的清算：“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
王充還追究譴告說產生的原因及其實質，說：“《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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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人之口。”這是非常深刻的見解。
無神論思想
鬼神之說是儒家祖先崇拜的立腳點，是古代較為普遍的世俗迷信。王充針鋒相對地提出“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的無鬼論主張。 王充首先從形神關系上對無鬼論加以論證：“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強調“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王充從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入手，否定鬼的存在。這為後來範縝的神滅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對於無鬼說，他還做了壹個風趣、但很有說服力的論證：從古以來，死者億萬，“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加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壹步壹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壹兩人也。” 王充用生理和心理的原因說明鬼神怪念的產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優懼，憂懼則鬼出。..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所謂鬼不過是人們由於疾病、畏懼而產生的壹種幻覺而已。這個說明很接近客觀實際。
王充還把無鬼論引入薄葬說，批判了儒家的厚葬。他指出，只有“明死人無知”，才能定“厚葬無益”①。王充克服儒、墨兩家學說的片面性，把薄葬主張與無鬼論結合起來，使這壹主張立足於堅實有力的理論基礎之上。王充用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的樸素辯證思想，否定了成仙得道、長生不死等迷信。他推論道：“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因而“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這對於沈迷此道的封建帝王及眾多信男信女，無異當頭棒喝！
當時各種迷信禁忌之說盛行，舉凡蓋房遷居、喪葬嫁娶、沐浴裁衣等等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都要擇良日，蔔吉兇，唯恐得罪鬼神，觸犯忌諱，招來禍患。王充在《論衡》中，專門寫了《四諱》、《■時》、《譏日》、《辯祟》、《難歲》、《詰術》、《解除》、《蔔筮》等篇章，壹壹對世俗迷信的各種說法作了批駁。如說“或有所犯，抵觸縣官，罹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兇。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兇流屍，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遣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觸禍”，實在是舍本求末的行為，是“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這是非常清醒的藥石之言，不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有指點迷津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王充對蔔筮迷信也有所批判。他認為人世間的禍福吉兇，決定於人事，也決定於時命，唯獨不決定於鬼神。他說：“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這是可貴的見解。
為什麽會產生諸多忌諱迷信之說呢？他認為：壹是統治者神道設教，“明與鬼神同意***指，欲令眾下信用不疑”；二是人們對於吉兇禍福產生種種錯覺，把許多巧合事件作為吉兇的根據；三是搞迷信者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是在“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所以說，“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實知的認識論思想
對於知識來源問題，王充否認生而知之的觀點。他認為感覺是認識的基礎，知識源於後天的學習。他申明：“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學之乃知，不問不識。”用認識論劃清了與先驗論的界限。
對於儒者論聖人“不學自知，不問自曉”的離奇妄語，在《實知》裏用孔子不能先知先覺的十六件事實加以詰難。如“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
而觸之，故遇其患。”又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如果真的生而知之，又何勞詢問呢？ 王充還強調實踐對於知識技能的決定作用：“齊都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過，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這是把實踐納入認識論的高見。 王充還強調感覺經驗的可貴，也看到了直觀感覺的局限性，因而提出要想得到正確的知識，還必須經過壹個“揆端推類”、“以心原物”的邏輯推理和思維判斷過程。他說：“夫論不留精澄意，茍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推斷是非，“不徒耳目，必開心意”。這把古代唯物主義認識論大大推進了壹步。 王充在認識論中提出的“效驗”，就是用事實來檢驗言論的當否。他認為：“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終）不見信。”這個觀念的提出，提高了王充辨別是非的水平，也增強了王充論定是非的能力。王充用“以心原物”和“效驗”的方法，對儒家經傳虛妄失實之處提出質詢和攻訐。
王充認為，古書傳說中的堯、舜、禹、湯、文、武之治，都經過了增飾與放大。他在《語增》、《儒增》、《藝增》等篇章中列舉出很多經傳及傳說中美化上古之世的實例加以反駁。比如：儒書裏面“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壹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余年”；可是，又寫有堯、舜、文、武、成、康用兵征伐之事。堯、舜、成王既然大動幹戈，四出征伐，怎麽可能“壹人不刑”，“刑錯不用四十余年”呢？另外所謂“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等等說法，他都認為是在誇大其詞。他正確地闡明，這些說法的本意是要褒美先王，但是“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渥，則事不足褒”，誇張、虛美是起不到預期宣傳效果的。
王充在批判“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的尊古卑今之論時，表述了今勝於古的歷史發展觀點。他把周與漢進行比較後得出結論：“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理直氣壯地聲言當今勝於三代盛世。 王充很少偶像崇拜。為了求真求實，他把質詢的矛頭指向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在《問孔》中，他揭示出孔子學說中的多處矛盾。
王充自己對《論衡》的寫作旨意做了明確說明：“《論衡》篇以十數，亦壹言也，曰：‘疾虛妄。’”求真求實是王充理論學說的根本出發點，是《論衡》壹書的靈魂。
王充思想局限和內在矛盾 王充的進步思想，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也有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和十分明顯的內在矛盾。 王充在《論衡》中用《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須頌》等篇章頌揚漢朝的歷史功績，這對於戰勝復古倒退思潮，推進社會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其“宣漢”用意真誠，無可懷疑；所謂“宣漢非出本心”的說法，是壹種誤解。但是，王充宣漢很少使用歷史的方法，卻把瑞應說當作最得力的武器。這就產生了他思想中的壹個矛盾——反對感應論與宣揚瑞應說，對瑞應說時而贊同時而反對的矛盾。在《恢國》中，甚至重彈“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的濫調。
王充用元氣自然論，批駁了神學目的論。但在人的窮通禍福和社會的治亂興衰上，由於他看不到人的主觀能動作用，不懂得在社會本身尋找原因，只好拾起命定論武器，說人“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這種命是在娘胎裏就決定了的，人們對此根本無能為力：“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由個人的命定推而廣之，他認為國家的治亂興衰系於時數：“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這個論斷的要害，是除了命或時數之外，人事與社會因素都與國家治亂安危無
關。甚至還說：“國之危殆災害，系於上天。”從中我們看到他從依違於循環論和天命論之間，最終滑向天意史觀的軌跡。這造成了他思想中另壹個重大矛盾。即在命運面前無所作為的悲觀思想，在從畏天、戡天到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進程中，它是壹個嚴重的歷史倒退。這是王充思想中的最大弱點。
王充在否定有鬼論的同時主張有妖說，這妖怪到處存在：“天地之間，妖怪非壹，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承認妖的存在是王充向迷信妥協的表現，這同承認人死為鬼在實質上並無二致。因此，有妖論成為王充思想的壹大蕪累。 承認王充思想中的缺陷與矛盾，不論是源於他所處時代科學與思維的不發達；是源於他階級地位的限制；還是源於他稍嫌嚴重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都不能因此而否定他貢獻出那麽多至今還閃耀著真理光芒的思想瑰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