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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麗娜朱莉的慈善故事有哪些?

2001年8月,安吉麗娜·朱莉被任命為聯合國親善大使。

2003年,安吉麗娜·朱莉成為了第壹個獲得聯合國記者協會頒發的世界公民獎的人。

2005 年,安吉麗娜·朱莉不僅被美國聯合國協會授予全球人道主義獎,還贏得了柬埔寨公民的身份。後來她被商業雜誌《價值》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25位慈善家之壹。她創辦了兩個基金會——面向柬埔寨的“安慰馬多克斯計劃”(the Maddox Relief Project)和用來幫助孤兒院裏兒童的“朱莉基金”(the Jolie Foundation)。

收養三個孩子,自己生了三個孩子,朱莉忙碌非凡,但在日前,她在接受采訪時卻表示自己會盡快復出。“不是在好萊塢片場,而是會回到慈善工作中去。”

朱莉說:“想到那些難民營裏的孩子,我就揪心。”

在出演電影《通緝令》後,朱莉推掉了許多片約——母親在前不久離世,她渴望做點事情來沖淡哀思。母親的去世提醒了她什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生中最快樂的,就是心甘情願為孩子做事。

“在我的記憶裏,童年好像壹直在動蕩不安中度過,就像激流中的壹片樹葉。”朱莉的父母同為演員,她的父親喬恩·沃特還大名鼎鼎——沃特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演戲,曾在《碟中諜》、《國家的敵人》中扮演角色,拿過奧斯卡獎。但是成功的演員未必有成功的婚姻,朱莉從小就失去家庭的溫暖。

回憶那段歲月,朱莉很傷感。“我原來名叫安吉麗娜·朱莉·沃特,但父母離婚後,我母親把‘沃特’兩字去掉了,我小時候沒有父愛。”

與第二任丈夫比利·鮑伯結婚後,朱莉愛上比利的兒子們,非常樂意孩子們成為她每天生活的壹部分。“我那時狀態松弛,傻乎乎的。”她承認,同比利以及他的孩子們在壹起時,她變成了壹個小孩子。

收養孩子的念頭在那時就埋下了種子,朱莉相當有信心,認為她的丈夫會支持她的全部希望和夢想。“我們兩個人都想要收養更多的孩子。有些孩子沒人要收養,或是被收養時無法和家人呆在壹起。幸運的是,我們在經濟方面有能力收養好幾個孩子,這樣他們就能與家人在壹起。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家是在彼此尋找,就像相愛的人找到彼此,丈夫和妻子找到彼此,然後就彼此照顧。我去過許多不同的國家和難民營,我非常清楚有壹天我們會收養孩子。”

《古墓麗影》是讓朱莉嶄露頭角的影片。為了拍攝《古墓麗影》,她來到了柬埔寨。這段經歷給朱莉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她說那是她去過的最美麗的地方,那裏的人民“如此慷慨和坦率,善良且不物質”。

在這次旅行之前,她壹點也不知道那裏的孩子們依然每天踩在地雷上。朱莉對柬埔寨人民的可怕處境深感同情,她明白自己回到美國後必須立刻將這些感受付諸於行動。

朱莉向聯合國難民署表示說,如果有什麽她能做的事情,她願意去做。她也聰明地意識到,她作為電影明星的身份壹定會幫她做到無名小卒很難做到的壹些事。“如果我以積極的方式利用名聲,它或許就意味著可以影響年輕人使其參與進來,這麽做很值得。”

除了《古墓麗影》,另壹部影片的拍攝也同樣觸動了她——她和克裏夫·歐文主演的電影《超越邊界》。這部影片與她的私人心理歷程非常相似——影片講述了壹名過著優越生活的美國人莎拉·喬丹在尼克·卡拉漢的影響下(歐文飾演的尼克是壹位醫生,他致力於救助飽經戰爭摧殘的國家),思想發生轉變的故事。朱莉在經歷了多年的擔心、焦慮和自我厭惡後,開始意識到,與非洲、埃塞俄比亞和柬埔寨人民相比,她自己青春期時的那些煩惱根本不算什麽。“過去我花了太多時間在我自己狹小的世界裏進行自我同情,而沒有醒來看看自己擁有多少有利條件。”

與聯合國難民署聯系後不久,2001年7月,朱莉就遠赴塞拉利昂和坦桑尼亞進行教育之旅。比利·鮑伯開始時是支持妻子的熱情的,可他非常懷疑她到底希望在那些國家得到什麽。如果她熱心想要幫忙,那她為什麽不能遠距離援助呢?朱莉的回答很簡單:“除非我乘上飛機,否則我無法明白情況究竟如何。”

啟程去塞拉利昂前,她的母親流著眼淚讓她的哥哥捎來壹個口信:“告訴安吉,我愛她,讓她記住,當她覺得害怕、悲傷或憤怒時,就擡頭看看夜空,找到後邊的第二顆星星,並追隨它直到黎明來臨。”這些話出自《彼得·潘》,它是他們成長過程中最喜歡的故事之壹。

同樣擔憂的父親竟然親自打電話給聯合國難民署,懇求他們取消他女兒的旅程。但朱莉已是成年人了,她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做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