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通脹問題具體怎麽樣？要具體的
數據發布之前，8月2-4日，筆者曾經到河北、山西和內蒙調研；此行的唯壹收獲，就是我發現北京的物價，雖然在有些人的眼中已經到頂了；但仍然遠遠低於以上三地。
越窮的地方，物價漲得越兇，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在山西壹個窮山溝裏，雞蛋30元壹公斤，豬肉40元壹公斤；這是裸價，也就是沒有任何補貼的價格。這說明，價格的遞補區間已經被截斷。沿途所見，到處是滯銷的水果，瓜果梨桃壹大筐壹大筐地爛在路邊無人理睬；今年本是大年，果農欲哭無淚。
所謂流動性過剩
自豬肉“集體發力”以來，關於人民幣是否存在流動過剩的爭議，漸漸地淡出了理論界。
馬克思有壹句很著名的話：“貨幣是經濟運行的第壹推動力”，延伸到今天，似乎也可以概括為，建立在全球化資本市場基礎上的“現代金融是現代經濟的第壹推動力”。
所謂“流動性過剩”，說到底，更多地是壹個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更多地是國際政治問題，而不是金融問題；因為在國與國之間，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壹切經濟資源的爭奪，都不能脫離對於貨幣資源(資本)的爭奪。
在改革開放初期，在利率理論的研究階段，我國對金融制度非常重視，尤其重視對資本主義國家匯率理論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界開始越來越多地研究匯率理論的問題，特別是資產的定價、風險的評估，以及高度市場化狀態中的貨幣體系與結構。20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進入蓬勃發展的時期，這與當時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以及金融領域大規模創新活動有著密切聯系，否則也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發展與強盛。
在這裏，理論和實踐是高度相關的。從實體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中國的資本市場構造了經濟運行的新基礎、新平臺。這個新基礎、新平臺的出現，意味著經濟活動的行為準則和運行軌跡都要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外匯，由此進入國家儲備，中國也由壹個不承認“外幣”流通權力的國家，進而發展到現在“坐擁”1.4萬億美元外儲的投資大國。這不是壹個簡單的數字。
改革開放以前，國內的經濟運行規律比較清楚，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也相對穩定，壹切都是在國門內進行計劃。開放以後，特別是當國際貿易成為了整個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礎之後，很多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有所改變，它們之間需要有轉換的變量，我們不但需要內部貨幣，也需要外部通用貨幣了。
所以，我國經濟發展推動力，是沿著“商品價格——資金價格(即利率)——資產價格(匯率)”這樣的軸心前進的。而由於我國實行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實際上則是以盯住美元為“實質”的國家管制制度，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由於我國生產力的價格很低，形成了沖擊性的流通體系、貿易體系。
投資困境的必然結果
“通貨膨脹是對內的掠奪，戰爭則是對外的掠奪。”說這句話的人是馬克思，壹個我們理應尊重的人。
絕大部分人在談論“通脹”的時候，並沒有思考通脹的本質是什麽。有些人在議論CPI的時候，更多的是因為它是聽起來蠻酷的壹個詞。可是，他們對於CPI的遞增速率過於迅猛的後果，比如，投資增長，房地產價格的增長，股票指數的增長，甚至連豬肉的價格也在增長，卻欠缺深入的理解。
而真正導致流動性泛濫的原始成因，是我們在幾年前試圖抑制過快的投資增長時產生的副產品：投資與儲蓄之間的巨大失衡。換句話說，通脹的真正原因，不在於儲蓄增加過快，而在於增加的民間財富，比如儲蓄，不能及時轉化為民間投資，進而推動就業。
通脹對於經濟的發展，有哪怕壹點點正面的作用沒有？回答是肯定的。通脹的正面作用之壹，首先就是它可以“逼迫富人投資”，從而推進壹個國家或者說是“全社會”的進步。但是與此同時，我國的富人們，也不可能感覺不到，現在投資渠道確實過於狹窄。
前不久，原江蘇省常州市民營企業“鐵本”的業主戴國芳在當地受審，檢察院的公訴書只字未提此前關閉“鐵本”時所羅列的那些嚇人的“罪狀”。戴被指控的罪名只有“虛開發票，抵扣稅款發票”，而指控如此罪行的最好的證據，就是戴國芳當年主動上交的那份“企業自查報告”。
此時，3年前有關方面“查處鐵本”的“意義”，開始呈現出來了。對此，業界的評論是，“查處鐵本”以擾亂經濟罪開始，卻以“虛開發票”這樣細節化的罪行而告終，這多少顯示出“行政體系和法律體系的準備不足”，讓人們感覺到戴國芳式的企業主們的“投資困境”，鐵本“鋼鐵王國”的夢想戛然終止，倒在了壹個不能服眾的罪名之下。
據報道，法庭上的戴國芳“痛不欲生”，他問有關人員，“如果當初我不曾主動填寫那些‘自查報告’，結果會是什麽？”
在過去的5年時間裏，中國的GDP保持著10%的增速，而就業增加率只有不到1%，失業率保持5%以上。由於民間的財富根本無法轉化為投資，使無數戴國芳們走投無路，要不留在銀行裏“發黴”；要不胡亂揮霍，汙染社會風氣，並導致壹系列的商品價格發生紊亂。
沒有投資的增長，當然就沒有就業的增長。其實自2002年以來，我國居民與企業儲蓄增加18萬億元；但產業投資的增加值只有6萬億元；過剩的民間資本的投資欠債，至少12萬億元。
無論這些投資欠債的成因是什麽，每年它的貶值損益，就有1萬多億元；為了表達它們曾經的“存在”與“憤怒”，於是，我們看到了房地產價格“漲無可漲，仍然要漲”；直至近期的食品價格猛漲。投資無法滿足，最終必然形成通脹。持有資產的人會變得富有，而持有貨幣的人會遭受損失。
這就是2007年中國居民人民幣存款開始大量逃逸、自行尋求資產庇護所的根本上的原因。
金融決策vs 政治決策
我們必須面對兩個問題：首先必須確認，美元在未來會不會持續貶值？這顯然並非懸念；其次，如果美元在未來持續貶值，推高人民幣升值的因素就是“不可抗力”。否則，我們國家難免要面對貨幣投機流行、貨幣過剩的局面，彼時再開放貨幣市場，則將面臨更大的市場風險。
事實上，市場最深的恐懼，是由於美元的信用不足，當美元成為壹條沒有出路的“懸河”以後，那麽或早或晚，要不它會沖決堤壩，要不成為壹潭等待幹涸的“死水”。
中國至少還需要三五年時間，才能擺脫增發基礎貨幣對於外匯儲備的依賴，但在此期間，我們應當盡可能多地投資於各種以人民幣為計價單位的資產以及自然資源，然後付出美元資產。人民幣對於美元的升值壓力，並不是因為人民幣是否該升，而是美元應該貶到哪裏，才是底部。如果美國緊縮對華貿易，美元的跌勢將不可逆轉；沽空美元的人們，必然轉向現貨商品，而不是其他貨幣。
對此，巨額的貿易順差引發貨幣資本擴張性湧入，這只是壹個假象。因為中國外匯儲備增加，必然擴張中國的采購能力，直至外匯枯竭，中國的采購才會停止。在這個過程中，外資希望通過投資中國，建立獨資企業，仍然無濟於事；因為企業只是“政治的細胞”，金融才是“政治的血液”。
人民幣的問題，在本質上與美元如出壹轍，都存在造血功能衰退，同時“脂肪”和“骨刺”壓迫中樞神經。所以無論美元貶值多少，多半都會消耗在原油儲備上。在未來，原油將會更貴，雖然現在它已經很貴了，但這才是問題的“正解”。
事實上，人民幣已經經歷了1983~2005年的22年固定匯率制，現在正進入壹個相對溫和的升值階段。如果有人竭盡全力，希望通過拉高人民幣的幣值以遏制中國短期的經濟活力，這壹設想成功的可能並不是沒有，但確實相當渺茫。
學會識別哪些利益有可能消失，而哪些利益不可能消失，需要很長的時間與過程。為此，也許我們將犧牲掉壹點“經濟活力”，但這正是我們改善宏觀經濟所需要的。
此前，日元升值的過程，也曾喪失過“經濟活力”，但換來的卻是規模龐大的海外投資市場。多年以來，日本不斷擴張其海外投資規模，每年都有資本利得。
隨便問個日本人，是現在好，還是1980年代好——換言之，是380日元兌換1美元好，還是110日元兌換1美元好？考慮到海外市場，日元升值真的吃虧嗎？這種問題提得真蠢。
日本人民享受到日本經濟發展的“福利”，壹個負責任的民主政體不會容忍金融政策對內剝奪。盡管日元“失敗”了，但這只是日本金融決策體制的失敗，而非日本政治決策體制的失敗。
人民幣目前實際上被國際認為是硬通貨，在國際美元信用體系即將崩潰的同時，國際對人民幣的需求非常旺盛，這時實行人民幣自由兌換，實際上就是將人民幣作為大宗商品對外輸出換回相應商品和服務，解決國內的通脹問題。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市場研究室主任曹紅輝博士做了多年的翔實調研，甚至深入香港、深圳的“錢莊”和“找換店”，以及黑龍江黑河口岸實地調查了人民幣的境外流通情況。
他介紹說，人民幣在東南亞地區已經成了僅次於美元、歐元、日元的又壹個“硬通貨”。在西南邊境地區，人民幣有“小美元”之稱；而在中緬邊貿及旅遊活動中，緬甸禪邦重鎮小猛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幣多達10多億元；人民幣在越南流通範圍也非常廣，已經在越南全境流通。在西北地區，人民幣主要是在中亞五國、俄羅斯地區和巴基斯坦流通。在東北地區，人民幣主要是跨境流通到俄羅斯和朝鮮以及蒙古國；特別是蒙古國，已經把人民幣作為主要外國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