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石刻公園的公園特點
造型寫實，有時代特征。
形態生動的儒將武士俑 南宋雖然偏安江南，然而戰爭與防禦壹直是這個時代的主題。故在東錢湖南宋石刻造像中，最明顯地表現出造像工匠對於將軍武備的重視。絕大多數武將的鎧甲兵器，都精雕細刻，栩栩如生。這種寫實的功夫，為歷史石刻武將中的佼佼者。但是在開禧北伐失敗後對收復失地的無望心態，以及缺少悍將的江南，武士文相、北人南相是當時的壹大特點，因此石刻中的武將都是壹副儒將之風，內文外武，心文形武，是石刻武將的壹大特色。
文弱傳神的士大夫文臣俑 北宋本是文弱王朝，唐代的建功邊關、出將入相的傳統在北宋蕩然無存，士大夫是主宰社會的主流階層。南宋的半壁江山，更是文臣執掌兵權，以守禦為國策。故南宋壹代，士大夫更為溫文爾雅，循規蹈矩。東錢湖南宋石刻中的文臣，多心懷惴惴，謹慎低調，表情含蓄，慈祥和藹，表現了文臣士大夫很高的內涵和修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人格意識和審美標準。采坑史守之墓道文臣，蓄山羊胡子，溫文儒雅，謙遜和藹，形神兼備，更傳達了這壹時代特征。
馴順溫良的墓道瑞獸 東錢湖南宋石刻中的瑞獸，無壹不給人以馴服溫順的感覺。虎不威、馬不烈、羊不犟。這顯然是壹種時代性的象征，霍去病墓道石獸的渾厚自信沒有了，唐昭陵六駿的神秀靈動沒有了，有的是南宋式的穩定安詳。也許這個社會太敏感於不安份的個性，太需要太平寧靜的環境感，所有的猛獸烈牲，壹律排斥於這個時代的審美之外。故其造型，裝飾性大於自然形態，然在技術處理上，卻靜中有動勢，粗中見細膩，剛中有柔意。
刀法細膩，雕刻如塑。
1、刀鑿無痕，力求精細。東錢湖南宋石刻在雕刻工藝上都不留刀鑿痕跡，追求壹種塑像的細膩效果，這是在“寫真”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尤以福泉山無名氏墓道石刻中的文臣最有代表性。
2、多種技法，塑造細節。石像的細節部分用高浮雕、鏤雕、透雕等技法的綜合運用，表達了所塑造的對像的某些細節，給人以真實的厚重感。如燕子窩石馬及鞍具的雕刻紋飾，都令人叫絕。
3、線刻忠於造型，裝飾巧在突破。在人物衣褶帶紋的線刻中，力求表現質感和厚度，沒有壹根不合理的線條，沒有壹根只用於勾勒輪廓的線條，所有的線刻都忠於造型的真實性。但是在真實之中，卻有洗煉的概括，衣褶組織粗中有細，簡中存繁，幹脆簡潔卻有回味之處。然而並不是所有的處理都壹壹與實物對位，在紋樣的裝飾中，石刻手法十分大膽，瑞獸的形體常常被局部抽象變形，雄虎的花紋以雲狀或者葉狀紋，這種突破常在不經意之處，卻具藝術的魅力。
中規中矩，力避張揚。
1、衣冠甲胄，皆合記載。東錢湖南宋石刻的人物，不論是文臣的衣冠，或是武此的鎧甲，大至形制，小至花飾紋樣，都可與有關歷史記載壹壹對應，嚴格采取寫實的態度。比如文臣頭戴的進賢冠、冠頂的梁數所表現的階級官品，所著的右衽寬袖長袍，束帶，袍下露裳（袍）蔽足，腳上所登的厚底淺幫的雲頭履，胸前垂曲領方心，雙手執笏，都符合典籍，也可在宋畫中找到對應。武將的纓盔披甲、臂上的護袖、小腿上的護腿、以及由革帶索定的胸前橫貫的勒帛絲繩，和腰間所圍的護腰，包括甲胄的皮編鐵鑲，均無不符合當時的格式。
2、姿態心境，皆合禮儀。東錢湖南宋石刻造像的所有姿態，均采取為儀仗拱守之勢，無壹出格表現。這與其時的佛教造像和北宋皇陵石俑中所表現的人格個性（如山西長治佛寺、重慶大足石刻）形成顯明對比。這壹現像不能不聯系南宋理學所倡導的“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給人以禮儀之鄉、儒風氤氳的印像。
3、紋飾細節，皆合自然。人物衣著的紋理大致可分為垂、拉、擠、飄四種，東錢湖南宋石刻的人物造形中，文臣的衣紋全部是垂掛紋，武將為紮擠紋，絕無飄動、抻拉的表現。也即是所有的人物均采取壹種靜態的姿勢，甚至處於沒有自然風吹拂的環境。壹切都合乎這種靜態所造成的自然肌理，表達人物內心的平和單純，心無旁鶩，氣沈丹田的形態。然而匠人在細節處理中，常常於壹個繩結、壹個花紋中，融入靈動的心機，使靜態之中潛藏動的內力。
4、建築構件，皆合《法式》。在東錢湖南宋石刻作品中，有壹部分是當年的墓廬、牌坊上的石質構件。從這些構件中可以看到壹個很為顯明的特點，那就是這些建築的、或者表示建築的構件，都符合北宋官制的《營造法式》。下莊省嶴史師禾墓道的石牌坊，不論是結構、柱式，還是博風、懸魚、鬥拱、瓦當，都符合北宋的《營造法式》，也成為《法式》在南宋貫徹推行的物質證明。
風格分期明顯，各呈時代特征。
1、以越國公史詔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早期風格（約1120—119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冀國夫人葉太君墓道、越國公史詔墓道、寶華寺後山史氏祖塋墓道、七坑墓道石刻、龍首山石刻、排祭嶺嶺腳石刻和姑野嶴石刻。這壹時期正值南國立國初期，百制初創，社會節儉，石刻以簡樸風格為主，造像自然少刻意雕琢，墓道形制不大，有較強的民間化色彩。
2、以丞相史浩墓道石刻為代表的南宋中期墓道（約1190—1220）。 此期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浩墓道、修職郎史若湛墓道、齊國公史漸墓道、中散大夫史涓墓道，此期為南宋中興時代，社會風氣積極上進，士大夫各盡職守，謙和低調。石刻風格也節儉樸質，少鋪張，造像神態清和淡泊，文臣表情寧靜若思，武士有儒雅之氣，石獸忠誠馴服，但規制已經表現出鋪排的傾向。
3、以丞相史彌遠墓道石刻代表的南宋晚期風格（約1220—1280）。 此期的石刻主要分布在丞相史彌遠墓道、兵部尚書史彌堅墓道、通奉大夫史賓之墓道、鄭國公史彌忠墓道、司封郎中史彌鞏墓道、兵部尚書史宇之墓道、銀青光祿大夫史巖之墓道，以及表現於福泉山墓道石刻、忠應廟石刻、洋山村石刻、官葬河頭西嶴石刻、前夾嶴石刻、刑部尚書余天任墓前石刻、贈少師高閌墓前石刻、仇悆墓前石刻和丞相鄭清之墓道石刻等。此期南宋經濟繁榮奢華，社會心態偏安自得，表現在石刻風格中，比中期有明顯的奢華意識，刀法裝飾，雕琢工細講究，用材除取當地梅園石、光溪石外，有外地的類太湖石采運。造像神態平庸自得，文臣武將儀仗性強，缺少表現心理的內涵，石獸講求氣勢，多昂首而有不可壹世之勢。
民間化傾向越益明顯。
1、就地取材，尚儉杜奢。 東錢湖南宋石刻的石材，基本上為梅園石或者光溪石。這兩種石材都出產於鄞州區境內，梅園石略呈紫色，光溪石顯紅頭。該兩石均為沈積的水沈巖，質地細膩，適於細部雕刻，是當地民間主要的建築石材。唐代建造它山堰，就用了光溪和梅園的當地石材，可見該二處石宕開采已久，且至今仍有出產。史氏有能力從外地購置更好的石材，而且後期史氏某些墓道實際上也有太湖石使用，但總體上都就地民間取材，這從壹個側面反映了這個家族尚節儉、杜奢華的家風。
2、隨物賦形，崇尚節儉。 東錢湖南宋石刻的另壹個特點，是在利用整塊石材的時候，基本以原石材的形體為依據，提高材料的利用率。因此有些石質造像雖然縱橫不成比例，但是整體觀之，仍渾然壹體，並無異樣。這種隨物賦形的傳統，得益於民間工匠的經驗，既體現了崇尚節儉的民間精神，又是對霍去病墓石刻和歷代佛教石窟隨材取形的歷史傳統的繼承。
3、吸收民間工藝，匠氣與靈動並存。 中國民間雕塑的人物造型多取法於佛像雕塑技法，由於佛像的規制與透視的原因，常常頭大身小，上身長下身短，通體不成比例。與唐陵和北宋皇陵的專業禦用工匠手下的人物造型相比，或者與東錢湖明代余有丁墓道造像相比，東錢湖南宋石刻就更顯出民間工匠手藝的特點。看來雖然史氏貴為宰執國公，但是在當時修墓築塋時，並沒有動用皇家藝匠，大多數都是四明及浙東民間匠人的手藝。民間匠人在審美上的靈動與幼稚的匠氣，都在這些石刻中、尤其在動物的造型中得到和諧的並存。
4、太師椅所表現的時尚追求。 綠野的史詔墓道中，有壹把石椅，這是東錢湖南宋墓道石刻中唯壹的規制之外的器具。這恰恰是壹種當時的時尚和身份的象征。宋以前，漢地只坐凳而沒有椅子，椅子是從西域的“胡床”發展過來的新的日用器具。在宋代，椅子開始時只給有皇帝的老師——太師身份的人享用，其後也只有貴胄勛爵才有資格享用，因此有“太師椅”之稱。史詔死後贈“太師越國公”，是有資格享用太師椅者，所以特別地以石椅配祀墓道。這也是東錢湖南宋石刻不失時機地表現壹下民間心態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