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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兩個“我”:體驗自我和敘述自我

科學不僅破壞了自由主義對自由意誌的信念,也破壞了對個人主義的信念。自由主義認為每個人都有單壹、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個人)這個英文單詞的意思,也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確實,人體由大約37萬億個細胞組成,而且每天身體和心智都會經歷無數次變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觸自我,壹定能在內心深處找到壹個單壹、清楚和真實的聲音,這也就是真實的自我,也是宇宙壹切意義和權威的源頭。對自由主義來說,想要有意義,就必須有壹個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壹。要是有許多個聲音,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場上,該聽哪個的意見?

經過數十年研究後,生命科學的結論是:這種自由主義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話。所謂唯壹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靈魂、聖誕老人和復活節兔子壹樣虛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測自我,就會發現自己壹向以為理所當然的單壹性分解成各種互相沖突的聲音,沒有哪個是“真正的自我”。人類絕非“不可分割”,反而由許多分割的部分組成。

例如,人腦就由兩個腦半球組成,中間由壹束神經纖維連接。每個腦半球控制著身體相對的另壹側,例如,右腦控制身體的左側,接收來自左側視野的數據,負責移動左臂和左腿,左腦則剛好相反。因此,右腦中風的患者有時候會忽略身體的左側(例如,只梳右邊的頭發,或是只吃盤子右邊的食物)。

左右腦也有情感和認知方面的分工,只是情況遠遠不夠清晰。例如,多數認知活動雖然都會同時用到兩個腦半球,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別。例如,在大多數情況下,左腦在語言和邏輯推理時扮演著較重要的角色,而右腦則在處理空間信息時較為強勢。

在左右腦關系的研究上,許多突破出自對癲癇患者的研究。嚴重的癲癇患者,會從大腦的某壹區域掀起壹場電子風暴,迅速傳播到其他區域,造成急性癲癇發作。癲癇發作期間,患者無法控制身體。壹旦頻繁發作,常常就會讓他們丟掉工作,無法正常生活。在20世紀中葉,如果其他療法都無法奏效,醫生的最後壹招就是把連接兩個半球的神經束切斷,讓某個腦半球掀起的電子風暴不會影響到另壹半球。對腦科學家來說,這些患者簡直就像金礦,提供了許多驚人的數據。

關於這些“腦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羅傑·斯佩裏(因其突破性發現獲得198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他的學生邁克爾·加紮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壹項研究的對象是壹名青少年。研究者問他長大後想做什麽。男孩回答說:“繪圖員。”這個答案由左腦提供,邏輯推理和語言也多半由左腦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腦也有另壹個活躍的語言中心,雖然無法控制口語,但能用拼字遊戲Scrabble的字母牌拼出字來。研究人員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腦有何意見,於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壹張紙上寫著:“妳長大後想做什麽?”並把紙放在男孩左邊視野的邊界處。來自左邊視野的數據會由右腦處理,右腦無法控制口語,所以男孩什麽也沒說,但他的左手開始迅速在桌上移動,到處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車比賽”。厲害了吧!

同樣令人感到驚奇的另壹個行為,則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雙手分別由不同的腦半球控制。他的兩個半腦之間沒有聯系,於是有時候右手要開門,左手卻會把門甩上。

還有另壹項實驗,加紮尼加的研究團隊向左腦(負責語言)展示雞爪的照片,同時向右腦展示雪景照。接著問病患PS看到了什麽,他回答:“雞爪。”加紮尼加接著再展示許多圖片給PS看,請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內容。病患的右手(由左腦控制)指向壹只雞,但同時左手卻也伸了出來,指向壹只雪鏟。加紮尼加接著就問了這個再明顯不過的問題:“為什麽妳會同時指了雞和雪鏟?”PS回答:“呃,雞爪和雞有關系,而要清理雞舍需要鏟子。”

這裏是怎麽了?控制語言的左腦並未接收到雪景這個信息,根本不知道為什麽左手會指向鏟子,結果左腦就自創出壹些覺得合理的解釋。多次重復實驗後,加紮尼加的結論認為,左腦不僅處理口語能力,也是個內部翻譯人員,會用各種片段的線索編制出合理的故事,想為我們的生活找出意義。

另壹項實驗是讓掌管非語言能力的右腦看到壹張色情圖片。受試者的左腦說:“沒什麽,只是有光閃了壹下。”但她立刻又開始咯咯笑了起來,還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妳為什麽會笑呢?”研究人員追問。也是壹頭霧水的左腦翻譯官拼盡全力想找出壹些合理的解釋,於是回答說因為房間有部機器看起來很好笑。

這就像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執行無人機空襲任務,美國國務院卻毫不知情。於是等到有記者向國務院官員詢問此事,官員只能趕快編造壹些貌似合理的解釋。但實際上,這些官員根本不知道為何要空襲,就是瞎掰。不只是“腦裂”患者,而是所有人類都會用到類似的機制。壹次又壹次,我們心中的“中情局”都是不經“國務院”批準或知情就恣意妄為,接著我們心中的“國務院”就只能編出壹個讓自己看來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常常,就連“國務院”自己最後都信了自己編出的故事。

行為經濟學家也做出過類似的結論,當時討論的是民眾如何做各種經濟決定。或者講得更精準些,是誰做了這些決定。是誰決定買豐田而不買奔馳,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國,投資韓國債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數實驗都指出,並沒有什麽“單壹的自我”做出這些決定,而是人心中有許多不同、常常還會相互沖突的內部實體,經過不斷拉扯決定的。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就做過壹項開創性的實驗,請壹組誌願受試者參加壹項分成三階段的實驗。在“短”階段的實驗中,受試者將壹只手放入14℃的水中壹分鐘,而這種水溫會讓人不悅甚至痛苦。60秒後,就請他們把手拿出來。而在“長”階段的試驗中,受試者的手會放入另壹個容器中,水溫同樣是14℃。但在60秒後,會偷偷將熱水導進容器,使水溫略升為15℃。有些受試者會先做“短”實驗,也有些從“長”實驗開始。但不論哪種,都會在兩部分都結束的7分鐘後,開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階段。研究人員告知受試者,他們必須重復前兩階段的其中之壹,可以自由選擇。足足有80%的人選擇了“長”實驗,在印象中以為這沒那麽痛苦。

雖然這個冷水實驗如此簡單,但是它透露的意義卻動搖了整個自由主義世界觀的核心。實驗告訴我們,人體內至少有兩種自我:體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敘事自我(narrating self)。體驗自我是我們每時每刻的意識。所以對於體驗自我來說,顯然“長”實驗比較糟。妳得先忍受14℃的水溫達60秒,這已經很難受了,而且“短”實驗受的苦,在這裏壹點也少不了,但接著妳得再忍受另外30秒15℃的水溫。雖然情況勉強好壹點,但絕對不愉快。對於體驗自我來說,在壹個非常不愉快的體驗後,再加上另壹個仍然不愉快的體驗,並不會讓整件事變得愉快壹些。

只不過,體驗自我並沒有記憶能力。它不會說故事,而且當我們要做重大決定的時候,也不會去問它有何想法。講到要喚起記憶、講故事、做重大決定,負責的是我們心中另壹個非常不同的實體:敘事自我。敘事自我的概念,很類似加紮尼加所說的左腦翻譯人員,永遠忙著將過去的絲絲縷縷編織成壹篇故事,並為未來制訂計劃。敘事自我就像記者、詩人或政治人物,不會敘述所有細節,通常只會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後結果來編織故事。整個體驗的價值,是通過把峰值與終點兩者加以平均而確定的。舉例來說,敘事自我判斷“短”的冷水實驗時,是將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壹刻(水還是非常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水非常冷”。接著,敘事自我對“長”的冷水實驗也做壹樣的判斷,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後壹刻(水沒那麽冷)拿來進行平均,結論就是“水稍微溫暖壹點”。這裏的重點之壹在於,敘事自我對於時間持續多久無感,並不在意長短兩部分實驗的持續時間不同。所以,如果需要在兩者擇壹,敘事自我會挑長的實驗,認為“水稍微溫暖壹點”。

每次敘事自我要對我們的體驗下判斷時,並不會在意時間持續多長,只會采用“峰終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記得高峰和終點這兩者,再平均作為整個體驗的價值。這壹點對於我們所有的日常決定都產生了深遠影響。20世紀90年代早期,卡尼曼開始與多倫多大學的唐納德·雷德梅爾(Donald Redelmeier)合作,壹方面研究做腸鏡檢查的患者,另壹方面開始研究體驗自我及敘事自我的差別。腸鏡檢查通過肛門將小攝影機插入腸道,以診斷各種腸道疾病。這種檢查並不舒服,而醫生都想知道怎樣才能減輕這道程序的痛苦。是該把動作加快,讓病人長痛不如短痛,還是該把動作放慢、小心壹點?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卡尼曼和雷德梅爾請154位患者在大腸鏡檢查期間,每分鐘都報告他們的疼痛程度。報告時使用0~10的數字,0代表完全無感,10則是痛到無法忍受。等到檢查結束,再請患者同樣使用0~10的數字,報告檢查的“整體疼痛程度”。我們可能會以為,整體分數會與每分鐘報告的分數總和相關,也就是,如果時間持續越久,病患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後的整體疼痛分數就會越高,但世紀結果並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 冷水實驗,不管持續時間多長,整體疼痛分數只會反映峰終定律。因此,有壹次腸鏡檢查時間8分鐘,過程中患者給出的最高疼痛分數為8,而最後壹分鐘的打分為7。等到檢查結果,這位患者給的整體分數就是7.5。而在另壹次腸鏡檢查中,時間足足有24分鐘。在此過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數壹樣是8,但這位患者在最後壹分鐘的打分只有1。到最後,這位患者的整體疼痛分數只有4.5。事實上,後面這位患者的腸鏡檢查時間足足是前壹位的三倍,因此總的說來收到的痛苦要多得多,但這點完全沒有影響他的記憶。敘事自我並不是將所有的經驗進行總和,而是進行平均。

所以,患者會喜歡哪壹種呢?是為時短暫但痛苦的檢查,還是時間長但動作小心?這個問題並沒有唯壹正解,因為患者至少有兩個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問的是體驗自我,它大概會選擇時間短的。但如果問的是敘事自我,它反而寧可挑時間長的,因為它只會記得最糟時刻和最後壹刻的平均值。事實上,如果從敘事自我的觀點來看,醫生最好在檢查最後安排幾分鐘原本完全沒必要的鈍痛,因為這反而會讓整件事在患者記憶中的痛苦大減。

兒科醫師和獸醫都很懂這個技巧。許多醫師會在診室裏準備許多零食點心,在打完針或做了痛苦的檢查之後,讓孩子(或是小狗)吃點甜品。這樣壹來,等到敘事自我後來回想這次問診,最後這10秒的快樂足以抹去之前許多分鐘的焦慮和疼痛。

至於進化,更是早在兒科醫師之前許久,就發現了這個伎倆。許多婦女分娩時都會經歷難以忍受的痛苦,可能會讓人以為,只要生過壹次,沒有哪個心智正常的女性會願意再生壹次。但在分娩後的幾天,內分泌系統會分泌皮質醇和?-內啡肽,舒緩疼痛,讓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歡快,再加上對小嬰兒的愛與日劇增,又得到來自親友、宗教和民族主義宣傳的多方贊譽,都會合力把分娩從創傷轉為正面記憶。

以色列特拉維夫拉賓醫學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顯示,分娩的記憶主要反映高峰及終點,整體持續過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在另壹項研究中,請2428名瑞典婦女在分娩兩個月後,回憶生產的過程,其中有90%認為這個過程屬於“正面”或“非常正面”。她們並沒有忘記這種痛苦(有28.5%認為分娩是世上能想到的最痛的事),但仍然認為這是正面體驗。敘事自我有壹把鋒利的剪刀、壹支黑色的粗馬克筆,壹壹審查著我們的體驗。至少有些令人恐懼不悅的時刻就這樣被刪減或抹去,最後整理出壹個有歡樂結尾的故事,歸檔備存。

我們日常的大多數關鍵抉擇,比如挑選另壹半、職業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敘事自我來決定的。假設現在有兩套度假行程任君挑選:第壹套行程是到弗吉尼亞州的詹姆斯鎮(Jamestown),參觀這個歷史悠久的殖民城鎮,這是英國在1607年於北美建立的第壹個殖民地。第二套行程則是妳自己的夢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羅裏達日光浴,或者到拉斯維加斯盡享帥哥美女、沒酒和賭博。但有壹項限制:如果選擇夢想假期,等到最後上飛機回家之前,妳得服下壹顆藥丸,消除所有對於這場假期的回憶。發生在拉斯維加斯的美好回憶,就真的只會留在拉斯維加斯了。妳想選哪套行程?大多數人都會選擇詹姆斯鎮,因為大多數人的信用卡都由敘事自我掌管,而敘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覺得記不住的體驗只是白費力氣。

說實話,體驗自我和敘事自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緊密交織的。敘事自我也會用到我們的種種體驗 ,作為重要(但非唯壹)的故事素材。反過來,這些故事也會塑造體驗自我的種種感受。舉例來說,在齋戒月禁食、在準備體檢時禁食,或者單純沒錢買東西吃,對於饑餓的感受就會有所差異。敘事自我對饑餓賦予不同的意義,就會讓實際體驗大不相同。

此外,體驗自我往往也強大到足以破壞敘事自我最完美的計劃。舉例來說,我可能在新年下定決心,要控制飲食,每天上健身房。這種偉大的決定是敘事自我的專利。只不過,過了壹個星期,該上健身房了,體驗自我卻過來接手。我現在就是不想上健身房,反而訂了比薩,坐在沙發上打開電視機。

然而,大多數人認同的都是自己的敘事自我。我們口中的“我”,講的是我們腦中的故事,而不是身體持續感覺到的當下體驗。我們認同的是自己內心的系統,想從生活的各種瘋狂混亂中理出道理,編織出壹個看來合理而壹致的故事。不管情節是否充滿謊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為壹再重寫而總是自打嘴巴,壹切都不要緊。重要的是,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從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後)都有壹個單壹、不變的身份。就是這種感覺,塑造出大有問題的自由主義信念,誤認為自己不可分割,內心有個清楚而壹致的聲音,而且能為整個宇宙提供意義。

註:本文來自作者的《未來簡史》第八章,電子版來源於“未來生活實驗室FLL”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