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養生大全網 - 中醫養生 - 高夏

高夏

《親愛的》,壹部關於打拐的電影。陳可辛借助影像的方式將現實生活中彭高峰的尋子故事搬上了熒幕。2014年,趙薇、黃渤、張譯、郝蕾和佟大為實力聯袂,將這部電影的溫情與感動,糾葛與痛苦發揮到最大。筆者從人物形象設計和情景設置兩方面走進片子,體悟導演對片子情感性的藝術表達和通過片子傳達的人文關懷。

“《水滸》所敘,壹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正如金聖嘆所說,《親愛的》中的人物形象立體豐富:李紅琴(趙薇 飾)愚昧無奈,拼盡全力爭奪子女;韓德忠(張譯 飾)懺悔過去,聚攏人心行善積德;魯曉娟(郝蕾 飾)懊悔不已,尋兒過程重建自己;田文軍(黃渤 飾)尋子心切,壹路坎坷終盼兒歸。這裏,筆者淺談的是配角人物高夏(佟大為 飾)。導演將高夏設置在快節奏的深圳這個大背景下,對他懷有深切的同情心,同時又對他寄予希望。片中,導演從工作到生活,從拒絕到接受這兩方面力求為觀眾刻畫壹個全方位立體化的基層小人物形象。

導演對高夏的刻畫從工作深入到生活,並非是單緯度的渲染。他從事於壹所律師事務所,處於單位最基層。為了在單位站住腳跟,他主動為與會人員送咖啡,為朱哥擺脫李紅琴的糾纏,他阿諛奉承,徇私舞弊,最後被開除。前期,他拒絕前來深圳尋子卻無力支付高額律師費的李紅琴。在導演主觀性的引導之下,觀眾認為他活脫脫是個市儈小民,渾身充滿了銅臭味兒,全然沒有精氣神和真善美。他被工作壓榨得已然成為壹臺舊到生銹的機器,難以運轉,備受同事嫌棄。

就在觀眾對他嗤之以鼻的時候,導演峰回路轉,選擇將高夏立體化,觀眾看到了生活中的高夏。首先,導演為高夏設置了壹個開導別人的體貼舉動。“張姐,妳別緊張,給她吃藥就沒事兒了,您放輕松放輕松”。借助這個開導,導演將敘事空間轉到高夏的家庭:他有個神誌不清的老母親,有個犯罪在身的姐姐。再聯系他吃泡面填肚子,擠公交搶時間,觀眾得知他經濟拮據。

在家中,他扇著扇子陪老母親入睡,請保姆照料母親的衣食住行。他孑然壹身,無依無靠,壹個人苦苦支撐家庭。通過從事業到家庭的多維度刻畫,觀眾再聯想到他徇私舞弊之後成為上級替罪羊的悲慘下場,會不由得對他產生同情之心。導演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時候,采取欲揚先抑的技法,這也是導演塑造角色的高明之處。“任何人,即使是最壞的人,他們的身上都會或多或少的反映出上帝的影子”,席勒如是說。的確如此,高夏自私自利,見利忘義,他羊羔跪乳,與命運抗衡。他身上有上帝的和善,也兼具地獄的陰險。上帝與地獄並存,這才是壹個人最真實的狀態。不是樣板戲的高大全,只是簡簡單單的有善有惡,真實自然。

筆者認為,片中的高夏是個動態的變化過程,他隨著情節的發展不斷的發生變化,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提出的“圓形人物”:“如果扁形人物再增多壹個因素,我開始畫的弧線即趨於圓形”。高夏在片中的變化正是對“圓形人物”的詮釋。

剛開始的他對待李紅琴是拒絕的態度。無依無靠的李紅琴去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尋子,遇到了被派來應付她的高夏。“手絹捂鼻”,這個動作表明最初的高夏瞧不起她。其實,當時的高夏瞧不起的不只有李紅琴,還有他自己,這壹點或許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他理所當然的將自己和李紅琴分出了等級,當時的他居高臨下俯瞰李紅琴。李紅琴是個無依無靠的人販子老婆,她男人去世後,吉剛吉芳就是她唯壹的精神支柱。但命運偏喜歡和她開玩笑,對吉剛的”再次拐賣”打破了她原本寧靜的生活。李紅琴像極了高夏,高夏孤苦壹人養家糊口,有月供保姆的額外工資需要發,有年邁神誌不清的母親需要照顧,有犯罪在身姐姐的社會壓力需要承擔,偏偏卻只有微薄的薪水。李紅琴被倫理綁架,高夏則是被生活綁架。本質上,二者是壹樣的。不同的是,李紅琴認清現狀並為之不斷改變,而當時的高夏還維護著虛無飄渺的自尊心並極力掩飾。

導演為高夏設置了壹個精神上的同伴,與其說高夏在幫助自己,不如說是李紅琴在救贖他。受李紅琴的影響,他完成了精神的重構,找到了因生活所迫而迷失的靈魂。開始的他,力求在事業上爭得壹席之地,諂諛獻媚,欺下怕上。後來他與李紅琴相遇。李紅琴對目標的堅定捍衛,對生活的積極向上,對命運的誓死抵抗都感染了他。最後,他找到了自己。在“眾人討伐李紅琴”時,觀眾看到了高夏對她的保護。壹句“妳們為她考慮過嗎”,不僅是為李紅琴的吶喊,也是為自己的控訴。這個時候,李紅琴是無數人販子的替罪羊,失去孩子的父母爆發了平時壓抑的喪子之痛。眾矢之的,矛頭直指李紅琴。而高夏,因徇私舞弊而淪為上級的替罪羊,最後丟了養家糊口的工作。觀眾看到兩個人就像是枯草原上的星星之火,努力抱團為自己鳴不平。精神上,她助他。物質上,他助她。

片中的高夏在與李紅琴的接觸過程中完成了對自我的救贖:“如果是妳說的那樣,妳就說妳不知道”。在高夏真正意義上接納李紅琴的時候,也就接受了現實中的自己。導演通過壹種藝術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並借助高夏的這個轉變向社會傳遞出人文關懷:人人都應該擁有壹種“站在對方角度思考問題的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妳要救贖的就是妳自己,否則妳就是下壹個韓德忠。

導演是幸運的,因為他可以將自己的主觀感情富有藝術性的融入到片子當中。同樣,合理的情節設置就像是魔術師,可以帶給觀眾超出片子之外的審美體驗。筆者認為,該片中有兩處情節設置最能打動人。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處無聲勝有聲”,這就是片子當中的“留白”,它往往可以達到用臺詞難以企及到的高度,使得情節極具張力和感染力。這裏要說的是萬裏尋子會上魯曉娟的反應。

“讓我們歡迎新家人魯曉娟和我們壹起分享”,鏡頭切到魯曉娟。面露枯黃,眼神空洞,無精打采,全身無力,這是當時她的狀態。所有的觀眾都在期待她可以開口向“家人”傾訴自己的孤獨、無助和悲慟。“謝謝大家”,在她沈靜許久之後開口表達了對“家人”的謝意。在這個場景下,魯曉娟的反應可能並未達到觀眾的預期反應,但這確實是壹種最真實的狀態。壹個成年人是不會隨便開口向別人宣泄自己的難過與無助,或者說是她還沒做好準備怎麽樣去表達自己的感受。這種“歐亨利”式小說結尾的情節設置,雖在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魯曉娟的無聲回應是影視情節中的壹種“留白”處理,它克服了空間的局限性,轉而帶來的是壹種超越時間之外的身為人母的痛苦,她希望時間可以倒回到兒子還未被拐走的那個下午,但現在留下的卻只有自己對時間的無助與無奈。

“好,謝謝大家”,韓德忠的話還未落地,“其實我特別想對大家說”,魯曉娟的壹句話接上來,鏡頭裏的她眼泛淚花。她開始向萬裏尋子會上的家人傾訴自己的真實想法。在她看來,她擔負著丟失兒子最大的責任。聯想到她當天下午聲嘶力竭的向前夫質問索要兒子的情節,觀眾得知她壹直在掩飾自己的懊悔,剛剛的反應雖然表面平靜,但內心早已波濤洶湧。沒有任何背景音樂,沒有任何花哨的鏡頭,有的只是樸實的偽紀錄。直到她放聲痛哭起來,背景音樂才漸漸響起,這個時候音樂也是魯曉娟對兒子、對前夫、對以前的自己的致歉。這種特殊的“留白”處理讓魯曉娟的情緒發揮到最大化,卸下了平時偽裝的堅強,只有最真實的懺悔與自責,令場面極具張力。此刻的觀眾就像是當天下午的鵬鵬,觀眾在代替鵬鵬聆聽分隔異地的母親對自己失責的悔恨,“淒淒慘慘戚戚”。

無聲勝有聲,壹次出現在魯曉娟短暫沈默之後的“謝謝大家”,壹次出現在韓德忠話語之後的真實懺悔。壹次沒有臺詞的直接哭訴,壹次沒有音樂的刻意渲染。觀眾了解到了魯曉娟矛盾的狀態,既自責又痛苦,既悔恨又無奈。這樣的情節設計就像是壹面鏡子,映射出為人妻、為人母的魯曉娟內心的真實感受,使得她更接地氣,更加真實,也更加符合觀眾的審美期待,容易抓住了觀眾的眼球,吸引觀眾的註意力。

導演可以用很多種方式去設置情節的巧合,去傳遞自己對片子的理解。筆者認為,該片導演有壹處對情節的設置,雖未刻意卻可煽情,其效果不比“安徽奪子之戰”差。

2009年夏天,在深圳。田文軍與時間賽跑,在火車站爭分奪秒,壹節車廂壹節車廂的挨住找,望眼欲穿,恨不得擁有讀心術,看穿人販子的居心叵測;巴不得擁有千裏眼,看看兒子身在何處。火車發車時間已到,鐵軌旁,火車上,田文軍只身壹人看著火車駛向遠方。他隱約感覺到兒子鵬鵬就在這列車上,卻只能眼睜睜看著列車遠去直至消失,無能為力。時隔壹年,2010年夏天,在河北。他蓬頭垢面、滿臉疲倦地出現在火車站。不顧前妻的反對,哪怕對方發過來的是後期合成的照片,他也要執意去尋找希望,感覺這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兒子和前妻。“這希望真跟飯壹樣,不吃不行”,田文軍就借助著希望支撐自己壹直往下跑。壹年前,壹年後,不同的火車站,壹樣的希望。他背著救命錢,越過人群的重重阻撓,瘋了壹樣的往前奔。

此刻,田文軍與人販子,救命錢與匕首,兒子與鐵軌,事物和角色之間的對比與聯系,無形之中加深了情節的矛盾。救命錢就是希望,有希望就有團聚;匕首就是人販子,有人販子就有傷害;兒子就是鐵軌,追上鐵軌,就可以追上被拐走的兒子。倘若救命錢沒了,把匕首丟了,被鐵軌絆倒了,就是對兒子的“徹底拐賣”,兒子回家就更無望。正是有這樣的利害關系,再聯想前壹年夏天的情景,田文軍才發瘋壹樣的奔跑在鐵軌上,才會把錢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不惜跳河以保護錢的安全。

時跨壹年,情節中同樣有沖突的人物關系,同樣是壹顆尋子心切的心,同樣是爭分奪秒的狀態。導演的情節設置極具相似性,相似便會有***鳴,觀眾壹旦有了***鳴,便更容易入戲,會更容易體會田文軍盼兒歸來的焦灼內心。壹位父親將希望當飯吃,不放棄任何壹個可以尋找到兒子的機會。傾家蕩產,變賣家業,只為了兒子,觀眾感受到的滿滿全是動容,這樣使得片子更有感染力。同樣的,導演這個情節設置也為片中田文軍找到兒子後蹲地痛哭做了鋪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體系使得觀眾與情節合二為壹,任何人遭遇了巨大變故又否極泰來之時,有的除了感激便是情緒的發泄。他感慨自己過的太艱難,感慨自己可以如釋重負,感慨幸好可以彌補過錯。這個情節設置壹方面聯接了壹年前的狀態,又為片子後續情節的發展做了鋪墊。

值得註意的是,關於2010年夏天田文軍跳河的這壹場戲,導演有意的將其進行了壓縮式處理。這場戲本身極具爆破力,是壹位父親保護兒子的真實再現,而導演卻只是將其濃縮在3分鐘之內,且後續是魯曉娟看心理醫生的日常生活狀態。筆者認為,導演有意將其外化成他的生活常態,而魯曉娟的壹句“我的前夫更需要幫助吧”更是在暗暗強調前夫日常生活的艱難,尋子路途的坎坷。這樣的情節處理壹方面可以展現失去孩子的父母的不易,呼籲更多人關註到打拐上來,另壹方面又為接下來“安徽奪子之戰”和“眾人討伐李紅琴”的戲份騰出了空間,不至於全片沖突太多、戲劇性太強,而造成片子不真實的狀況。

《親愛的》這部片子亮點很多,筆者認為其立體的人物形象的和精妙的情節設置恰當地反映出片子的藝術性,其對於真實打拐事件的改編又盡顯人文性,引起社會的廣泛關註和熱烈討論。這種無形的呼喚頗具力量:請站在對方角度思考問題,別成為下壹個韓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