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功夫茶有什麽文化、歷史？
潮州地區的飲茶歷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潮州八賢之壹的張夔，是政和七年（1117）進士，他的《和徐璋送舉人韻》詩中有句：“燕闌歡伯呼酪奴，鸞旌鳳吹光寒儒。”（見《潮州三陽圖誌輯稿.卷之四.藝文誌》）。酪奴是茶的別稱，這句詩說的是酒宴之後進茶助興。 至明代，潮州飲茶已漸次成風，並較多見諸文字記載。正統年間，潮陽教諭周泰《治平寺》詩雲：“僧童煮茗燒紅葉，遊客題詩掃綠苔”（載順治《潮州府誌.卷十壹》）。嘉靖十壹年（1532年）狀元林大欽《齋夜詩》（載《東莆先生文集.第五卷》）雲：“掃葉烹茶坐復行，孤吟照月又三更。城中車馬如流水，不及秋齋壹夜情”。嘉靖《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梳妝意懶》出有句：“安排掃厝點茶湯”，《閨房尋女》出有句“不見益春點茶湯”，萬歷《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借銀往京》出有句：“討茶來食”。 有明壹代，潮州地區飲茶顯然較前朝普遍，卻尚未成風。萬歷《潮中雜記.卷十二》載：“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足見飲茶之事，尚不能引起文人學士的重視，遂致飲茶細節未詳。至於飲茶專著，則付闕如。但作為工夫茶之“外圍”區域，出現這種情況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大凡文化輻射，者是通過人口遷移、商貿、宗教文化交流、戰爭等諸因素來實現其彌漫與擴散的，且進程循序而緩慢。如前所述，明代永樂年間，京都北遷，江浙地區便潛伏著工夫茶中心區轉移的危機。作為“外圍”地區的潮州，在接受較長時期的輻射、整合作用之後，卻是以此為契機，逐漸積聚著取而代之的勢能。工夫茶文化中心區正呈現“接力棒式”的轉移。 至清代，“工夫”與烹茶方法聯袂，稱“工夫茶”。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清代俞蛟《潮嘉風月記.工夫茶》，全文照錄：“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致。爐形如截筒，高約壹尺二三寸，以細白泥為之。壺出宜興窯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鬥升許。杯盤則花瓷居多，內外寫山水人物，極工致，類非近代物，然無款識，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爐及壺盤各壹，唯杯之數，則視客之多寡。杯小而盤如滿月。此外尚有瓦鐺、棕墊、紙扇、竹夾，制皆樸雅。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將泉水貯鐺，用細炭煎至初沸，投閩茶於壺內沖之，蓋定，復遍澆其上，然後斟而呷之，氣味芳烈，較嚼梅花更為清絕，非拇戰轟飲者得領其風味。余見萬花主人，於程江月兒舟中題《吃茶詩》雲：“宴罷歸來月滿闌，褪衣獨坐興闌珊。左家嬌女風流甚，為我除煩煮鳳團。小鼎繁聲逗泉響，逢窗夜靜話聯蟬。壹杯細啜清於雪，不羨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都惟武夷，極佳者每斤白鏹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見焉。” 以上錄俞蛟論“工夫茶”全文。而加說明者，前此有成書於雍正十二年（1734年）之陸廷燦《續茶經》，其卷下“茶之出”引《隨見錄》有雲：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陸文之“工夫茶”乃指茶種，因制工精細得名，並非品飲藝術。故專指茶藝之“工夫茶”，仍以俞文為首見。 俞文對潮州工夫茶的記述，與今之流行程式幾近壹致；可見至遲在乾隆年間，潮州地區的工夫茶沖泡方法業已形成規範，發揮了為研究者們提供壹種理論和方法的信念的作用。可知清代中期以後，工夫茶藝中心區已遷移至潮州地區。 綜上所述，中國（潮州）工夫茶發展的歷史，按沖泡法劃界，大體可分煎茶法（唐）、鬥茶法（宋）、散茶法（元以後）三個主要階段；按中心區劃界，大全可分長安工夫茶（唐）、河、洛工夫茶（宋）、江浙（或稱蘇、杭）工夫茶（明）、閩、粵工夫茶（明末清初）、清州工夫茶（清中期以後）五個主要階段。
通過對中國工夫茶原流的爬梳，可以發現幾個非常有趣的歷史現象： 其壹，早在唐代形成的中國工夫茶，有“工夫茶”之實，卻長期未能得到正名，竟然出現了壹千多年的“有實無名”的尷尬局面，甚而至於被誤認為“失傳”！令人深思。 其二，中國政治中心的變化，牽動了經濟中心之遷移，工夫茶文化也呈現“中心遷移”現象，顯示出由北而南的運動軌跡，最後在潮州地區這個相對“隔絕”的有利生態環境中“定居”。 其三，潮州工夫茶實質上已成了中國工夫茶的最古老型種遺存，稱之為古代工夫茶的“活化石”也無不可。然而它卻長時間被誤認為是局部地區的民俗文化，人們忽視了“遺傳基因”的原始性質，使其遭到長期不得正名的厄運。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所謂“中國茶道”、“中國工夫茶”、“潮州工夫茶”，實質上是三位壹體的，其價值取向，當於成形時就已潛存或實存於現產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只不過是未經梳理和發揮成為系統而已。所以說，目前流行的潮州工夫茶藝，正是《茶經》工夫茶藝的延伸，正是《茶經》工夫茶藝經歷了千余年不斷積累、不斷揚棄、不斷發展過程而獲幸存的珍稀茶事物化成果，正是現代中國茶道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