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好漢為什麽以水泊梁山為根據地？
《水滸》本是壹部反映北宋時期農民鬥爭的長篇小說。既是小說，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允許虛構。即可虛構，那麽對《水滸》裏梁山好漢是否以梁山為根據地這個問題，就毫無必要去探考，更沒有必要為此打筆墨官司。既然朱周文中說“探討《水滸》所描寫的梁山泊宋江起義與歷史真實的聯系與差異，探討古典文學反映生活的規律，這對於解決《水滸》研究中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乃至正確理解文史間的辨證關系，或許是有裨益的”。既是如此，那麽，我也願意對超出《水滸》本體研究範圍的問題------梁山地區是否是宋江義軍理想的根據地這個問題費壹些筆墨，願與朱希江、王衍用等四位探討，以求教正。
北宋末年的宋江起義，在正史、野史中是有零星記載的。比如《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紀》雲：“（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張叔夜傳》雲：“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櫻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余，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宋史"侯蒙傳》卷第壹百壹十《侯蒙傳》亦雲：“（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等等，這是正史的部分記載。宋人所撰野史中也述及宋江起義事。如李《皇宋十朝綱要》卷十六載：“宣和元年十二月，詔撫山東盜宋江”；李燾《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十八雲：“宣和二年十二月，盜宋江犯淮陽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方勺《泊宅編》卷五雲：“宣和二年……天章閣待制歙守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另外在《三朝北盟會編》、《林泉野記》、《青溪寇軌》、《東都事略》、《王師心墓誌銘》及《王登墓誌銘》等史料中也都有宋江事記載。史料雖說零零星星，綜而觀之，我們可以理出這麽個頭緒：宣和元年（或在此之前），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事於河、朔（即黃河以北，今山東徒駭河東南，山東東阿，河南睢縣、柏城以東地區及江蘇的西北部地區），宣和三年二月，在楚、海州（即今淮南及江蘇東海）被海州知府張叔夜派伏兵襲敗，宋江投降。宋江義軍在這短短的二、三年時間內，他們時而在淮南，時而在山東，時而“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時而又“出入青、齊、單、濮間”，“轉掠十郡”，活動範圍在今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河南等省的廣大地區。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這麽個結論：宋江起義軍是壹支不曾建立任何根據地的、流動作戰的遊擊部隊。如果像《現代漢語辭典》的解釋：“據以長期地進行武裝鬥爭的地方”就叫“根據地”（王文中借用此說），這就恰恰說明梁山地區不可能成為宋江義軍的根據地。因為宋江義軍“轉掠十郡”，而不是“長期地”“據以”這個地方，既不可能“據以長期地進行武裝鬥爭的地方”，又何能稱為根據地呢？
既是如此，四位山東作者的論文又是怎樣來論證梁山地區或水泊梁山是宋江義軍的根據地的呢？綜合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點：
第壹，從地理的角度論述梁山地區的險要地形。關於這壹點，王文可說是論述的再詳細不過了。王文先從梁山及附近諸山的形成和概況，論述到梁山泊的形成及其概況，再從豐富的資源、險要的地形，論述到北宋時期的梁山地區是農民起義的理想根據地。故此，王文最後壹節明確指出：“北宋時期的梁山地區，水闊山險，地形復雜，位置重要。經濟上，具有豐富的生活資料來源；軍事上，進便於出擊，守利於防衛，退易於轉移，是壹個具有戰略性的軍事要地，是起義農民據以同北宋王朝進行武裝鬥爭的理想根據地。正因為梁山地區具有如此優越的地理條件，所以北宋時期借居梁山地區反抗北宋王朝腐朽統治的不計其數。《宋史》上不乏‘梁山泊多盜’，‘梁山泊素多盜’，‘梁山泊漁者習為盜’的記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宋江據此起義，但當時的史料卻提供了‘宋江寇京東’，‘出青、齊、單、濮間’的活動區域，正是屬於京東西路，又恰恰處在青、齊、單、濮州包圍之中。在這壹地帶，再也找不出任何壹個象梁山地區這樣有利的活動場所。宋江之所以能以少數人堅持同北宋王朝相對抗，使‘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官軍莫敢櫻其鋒’，若不是借助梁山地區這樣壹個優越的地理環境，是根本不可能的。史載宋江‘其才必過人’，應具有壹定的戰略眼光。總之，從北宋時期梁山地區的地理位置環境來看，我們認為宋江據此起義是可能的。”
但是實際情況是這樣嗎？北宋時期的梁山泊號稱“方圓八百裏”，實際上它南自今巨野縣城北二十余裏，北抵梁山縣斑店壹帶，東南達嘉祥縣梁寶寺附近，東北到小安山東部，西逾今之黃河二十余裏，形狀為南北狹長，方圓約四百余裏。水泊之中，有占地3.54平方公裏、海拔高為197.9米的梁山，加上附近的鳳凰山、龜山、土山，占地總面積僅十余平方公裏。據王文說：“梁山地區的水陸交通也比較便利。向西南可沿五丈河進擊北宋的都城東京；向東南可沿南清河進擊單州、徐州；向東北可沿北清河進擊齊州、青州；向西北可以從陸地進擊北京（大名府）。”因之“宋江等人要四方進擊，進退可靠，就必然在青、齊、單、濮這片廣闊的戰場上找壹處有險可守，進退自如的根據地。那麽，位居四州中心地帶的梁山泊，當然是最理想的去處了。況且，在這壹帶可以憑險而居的也只有梁山泊壹處”（朱周文）。這就很清楚地說明梁山泊是宋江義軍的根據地，而梁山水泊之中可駐足又僅有梁山了。
梁山的地形的險要，的確有利於農民起義，但四位山東作者只看到了有利的壹面，沒有看到不利的另壹面，而這有利的壹面恰恰又產生了這不利的壹面。首先是梁山泊離北宋京城汴京（即今開封）較近，既有進擊之利又有被剿之弊。它既構成了對京城的威脅，又加速了朝廷對它的防範和鎮壓。為了京城的安全，朝廷歷來對這壹帶地區防範甚嚴，其任命的知府或知州壹般要由“兩制以上的臣僚”擔任，而且有的還由皇帝親自遴選（見《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壹八壹）。 朝廷通過這些得力的地方官控制這個地區。而這些地方官壹般又兼有京東西路安撫使的頭銜。為了顯示自己的“才幹”，他們又常以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軍來報答皇帝的恩寵。所以擔任這壹帶的地方官大多是戰績彪炳、多謀善斷之人。《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卷四二七載：“蒲宗孟以鄆多盜，疼誅鋤之，所戮不可計。”另外如張奎“數月捕諸盜悉平”，李璋“信嘗罰擒捕，盜為衰也”，劉溫舒因“用心督捕”，曾受到朝廷的嘉獎。洪邁《夷堅乙誌》卷六中載：宣和六年，梁山泊又掀起壹次農民起義，很快就被朝廷殘酷鎮壓下去，起義群眾壹次被殺就有五百余人。官軍的嚴密防範、地方官吏的殘酷鎮壓，就逼使宋江義軍無法在此立足。其次，梁山泊水陸縱橫，相互為用，既然“軍事上，進便於出擊，守利於防衛，退易於轉移，是壹個具有戰略性的軍事要地”，那麽這個“戰略性的軍事要地”也就必然為官軍所用。因為這些軍事上的有利之處，也可以說是官軍在軍事上的有利之處。“梁山泊多盜”這是歷史真實，而累次起義都迅速被鎮壓下去這也是事實，這就充分說明：梁山泊不是義軍理想的依托。如果說梁山泊是理想的根據地的話，史實上的宋江起義就沒有必要到處轉移。再說梁山泊溝通黃河、運河，是北宋重要的交通要道，正因為交通方便，就造成易攻難守之勢。四位山東作者說梁山泊水勢浩大，情況復雜，官兵壹般不敢進入，而且又可借助險要的梁山負隅抵抗，但是請不要忘記宋代的造船業是相當發達的。《水滸》裏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船只，特別是高太尉討伐梁山時，請葉春設計建造的大海鰍及小海鰍戰船，每只只能容百人至樹百人，外用竹疤遮護，既可避箭火，又可在船面樹立弩機，官並憑借這些戰船在泊中就可暢通無阻，更何況北宋時還專門設立了制造火藥的火藥局，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運載武器------火箭。《水滸》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述：轟天雷淩振打梁山時就用了三種火炮：風火炮、金輪炮及子母炮。吳用以為“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炮，如何能夠打的到城邊。”誰知淩振只放了三炮，“兩個打到水裏，壹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使“眾頭領盡皆失色”，可見其射程之遠。從書中“天崩地陷，山倒石裂”八字看，其殺傷力之大可想而知。據王文提供的資料：梁山寨僅只是個197.9米高，占地僅3.54平方公裏的矮小孤山，朝廷官軍利用其巨大戰船及其火炮攻擊，宋江義軍在梁山之上是難以藏身的。再次是，地形險要之處往往是兵家必爭之地，它就難以成為某壹方面的根據地，加上交通壹便利，作為起義軍的根據地就難上加難。從古今事實看，某壹地區要成為起義軍的根據地，先決條件是交通壹定閉塞，是敵方守備的薄弱環節。江西井岡山根據地如此，陜北延安根據地亦如此。而梁山泊正恰恰是北宋王朝防範的重點地區，交通又極為便利，我認為它是絕對不可能成為宋江義軍的根據地的。
第二，從歷史的角度進行論證。關於這壹點，在朱周文的第二部分述之備矣。朱周文在這壹部分，以先立論，後駁論的論證方法來確立自己的觀點的。在立論部分，朱周文首先提出“已為人們發現的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即元初陳泰《所安遺集補遺》中的壹段記述為依據，然後用推理的形式，從三個方面推導出結論。盡管如此，我認為這個“理”，還是推不出來。我們不妨看看朱周文認為“已為人們發現的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材料曰：“余童卯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壹峰，嵽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江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臺……”。請註意文中的“聞”字，聞者，聽說也，聽說之事怎能信以為真呢？“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也是聞“篙師”所言。篙師者，船工也。“篙師漁夫世代生活與此”，但其所言又怎能替代史料呢？如果按朱周文的見解，“流傳於他們之中的故事是可信的”，那麽，今陽谷縣城東南三十五華裏的景陽崗，立有“武松打虎處”碑，陽谷縣十字街首有“獅子樓”，我們就能確認真有武松打虎、鬥殺西門慶這樣的故事是歷史事實了？！梁山義軍中就真有武松其人了？！現在梁山黑風口塑起了李逵像，我們是否可以認為李逵是梁山義軍將領之壹？中國類似的民間傳說很多，後人為了紀念它，往往喜歡假事真做，如果我們把這些都當成了可信的材料，那就無所謂歷史，更不用考證了。再說陳泰生活的年代雖距宋江起義僅百余年，但陳泰畢竟是詞曲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他所著的《所安遺集補遺》是文藝作品，而不是史書。何以見得呢？朱周文在引用這段“可信”的“材料”時，省略了兩段文字：壹是朱周文引文前省略號文字為：“絕湖為池，闊九十裏，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二是“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雲：‘三十六陂春水，白首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歷，且以慰宋妻植荷之意雲。”很清楚，朱周文中引用的這段文字，本是陳泰為其《江南曲》所寫的序言。作《江南曲》只不過是因過梁山，聞篙師所言，味王荊公詩，而敘遊歷所作，這怎能算是“明確記載宋江起義曾駐紮梁山泊的材料”呢？更何況篙師自己還錯把距梁山十余裏的“小安山”當成梁山。再說朱周文在駁論部分明確指出：“我們決不應把作為當時說話人底本的《宣和遺事》當作史書對待”，因為“這是屬於文藝作品，屬於‘文’而不屬於‘史’的範疇的東西。”這個說法我認為是對的。既是如此，陳泰的《所安遺集補遺》也是屬於“文”而不屬於“史”的東西 ，何況陳泰在文中很慎重的用了“相傳”兩字，籍以說明此為不屬於“史”的範疇。朱周文又為何當“史”來看待，這不是前後自相矛盾嗎？
朱周文的這個立論觀點站不住腳，其他三個方面也就無理可推了。朱周文說：“宋江起義前和起義後均有人在此安營落草”。這並不能說明宋江就在梁山起義，並以此為根據地。當然我們也不排斥宋江可能在此起義或義軍到過梁山。朱周文說：“宋代的不少文獻曾明確說明宋江等人活動與山東梁山水泊周圍。”宋代的不少文獻的確是說明宋江等人活動在山東梁山水泊周圍，但沒有“明確說明”宋江等人活動在梁山。再說梁山周圍地域如此之大，如果說其活動過的地方都可稱為宋江義軍根據地的話，那就無所謂要根據地了。再次是宋江在梁山水泊周圍活動的時間並不長，在這不長的時間內，又“出青、齊、單、濮”，“剽掠山東壹路”，又怎能說其有根據地呢？“從宣和年間北宋官吏的調動也很能說明問題”，這是朱周文的第三個推論。朱周文在引用了《宋史"侯蒙傳》後，明確指出：“這位資政學士的招安建議獲皇帝的贊許，接著便派他去東平府（亦稱鄆州）上任，幹什麽去呢？顯然是完成招撫宋江使命的。東平府在梁山的東岸，宋江等當時在梁山泊為營是無疑的。”這個說法就太武斷了。這只是朱周文的推理，推理是不能代替史實的。說其武斷，壹是皇上派他去知東平府“顯然是完成招撫宋江使命的”，《宋史"侯蒙傳》中沒有這個意思；二是東平府壹度為京東西路安撫使的駐所，東平府曾列入大都督府的級別，轄六縣，而東平府壹帶，又是“多盜賊”地區，為了京都的安全，加強這壹地區的領導，宋代歷朝都非常重視此地官吏人選，派侯蒙這個資政學士去知東平府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屬於正常調動。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同意朱周文的說法：因侯蒙調東平府，東平府又在梁山的東岸，“宋江等當時在梁山泊為營是無疑的。”
朱周文在駁論部分的有些理由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比如朱周文說：“有人以《宋史》沒有明確記載而否定宋江起義在梁山泊，這也是站不住腳的。”我認為完全站的住腳。我們論證歷史事實是絕對離不開史料的，不以史料為依據，就猶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就無法論證。“《宋史》中沒有專門記載過宋江等人的活動”（朱周文），這是事實。如有這方面的專門記載，我們今天也就無須商討了。但是我們可以從《侯蒙傳》、《張樹夜傳》和《徽宗本紀》及其他史料中，還是可以間接找到宋江起義大概的輪廓：宋江起義，自始至終沒有建立名號；而其戰略方針是流動作戰，不曾建立根據地，也不曾有過較為固定的臨時戰略駐地，隨戰事情況而四處奔走，故而被官軍汙蔑為某壹地區的“盜”“賊”。宣和元年，活躍在京東西路，先被稱為“河北賊”（《王師心墓誌銘》），後又稱為“京東賊”（《王登墓誌銘》），“山東盜”（《皇宋十朝綱要》），宣和二年又向東流動到京東東路，《青溪寇軌》、《泊宅編》中又稱其為“京東盜”。由於宋江等人用遊擊戰術，對付強大卻又十分分散的官軍，取得了節節勝利，造成“官軍數萬無敢抗者”這樣的影響，朝廷於是派曾孝蘊鎮壓，逼使宋江義軍向沂州運動，又遭到沂州知州蔣園的圍剿，宣和三年初，宋江義軍又從沂州轉向淮陽軍（今江蘇邳縣北），又被稱為“淮南盜”（《宋史》、《京都事略》），後來又向東挺進沐陽，又遭縣尉王師心的阻擊，最後在海州為張叔夜所擒。從以上大概輪廓看，宋江義軍經常轉移，這就充分說明他們沒有能夠建立壹個鞏固的根據地，如象朱周文所言，梁山泊“可以憑險而居”，那又何必要經常轉移呢？《宋史》等史料，沒有壹處提到宋江義軍占據梁山泊，我認為這就是鐵證。
又如，朱周文在批駁有人斷言宋江起義發生在太行山時，壹方面指責說：“我們決不應把作為當時說話人底本的《宣和遺事》當作史書對待”，另壹方面自己又吧元人陸友《提宋江三十六人畫贊》寫的內容當成史料，說成是“明確記載宋江起事在梁山泊的材料”；壹方面說“史料上有宋江等占據梁山泊的確鑿記載”；另壹方面又不能舉出“確鑿記載”，雖舉了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壹句，又把原文“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改為“宋政和中，宋江結寨於梁山泊”。清人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的確是較有權威的歷史考證專著，然而對宋江結寨梁山泊，前人史料中找不出依據，顧祖禹寫下這句，又不做註釋，不能不使人生疑。
朱周文還化了好大力氣，列表說明歷史人物活動抵禦情況。我以為余嘉錫、王利器二位老先生的這些考證，主要是說明《水滸》“作者以卓越的才能，把自己直接或間接得到的真人真事，通過合理加工，壓縮到宣和三幾年間，突出地刻畫了若幹個別的形象，更成功地描繪了若幹個別形象的性格，通過這些典型人物，去歌頌和發揚人民豐富的鬥爭生活經驗，反映現實的社會意識和歷史趨向”的（王利器先生《“水滸”的真人真事》）。而不是用來證實宋江起事在何處的。再說就是從朱周文中列舉的歷史人物及其活動範圍來看，也無法統壹到梁山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