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農”問題看中國農村發展
目前，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引起了各方的關註。“三農”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本文指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在保持農業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和地區差距。
壹是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啟動農村市場，增加農民收入。
中國是壹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市場經濟基本上是城鄉二元經濟，城鄉市場隔絕，農村消費條件不充分，市場發育不完全。在占全國總人口63.8%、占家庭三分之二的農村，與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還很落後。不僅電網老舊，電壓不穩定，電價也高。壹半的農民沒有自來水，這大大限制了農村對現代消費品的需求。2000年，農村每百戶家庭彩電、冰箱、洗衣機擁有量分別為48.7臺、12.3臺和28.6臺，僅為同年城鎮居民擁有量的41.7%、15.4%和31.6%。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53元，比2025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項的價格僅為1991的壹半或更低，但2000年農村居民的擁有量僅為1.1、25.3%和35.5%的城鎮居民。可見，限制農村居民實現消費意願的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礎設施的缺乏。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業調度隊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199年2月對全國18796農戶的抽樣調查和計量經濟分析發現，農村電價每降低壹毛錢，就會刺激彩電需求，相當於增加農村人均純收入370元。冰箱的需求相當於農村人均純收入增加667元；洗衣機的需求相當於農村人均純收入增加909元。如果農村居民用電和城市居民用電同價，在農村安裝衛星電視地面接收鍋把電視接到每壹個村，建水塔把自來水接到每壹個村，農村很快就會出現家電消費高潮，電視機、冰箱、洗衣機將不再有過剩產能。水、電等與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問題解決後，農村會自發掀起廚房革命、廁所革命等與提高生活質量相關的建設高潮，消化現有的眾多制造業過剩產能。
而且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如修建農村公路、架設農村電網、建立自來水供應系統和廣播電視接收發射裝置等，壹般規模較小，投資分散。與主要服務於城市的基礎設施項目相比，具有投資少、建設周期短、見效快、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所用材料主要是國內生產，直接拉動內需。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勞動強度大，主要使用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在農村創造很多就業機會，直接增加農民收入。
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是農村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前提。沒有城鄉的協調發展，任何經濟體都不可能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城市現代化發展到壹定階段，必然向農村擴展，而良好的農村基礎設施只是城市文明向農村延伸的橋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推進農村現代化，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為農村居民參與經濟發展進程、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創造必要條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將長期惠及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可以進壹步擴大全國的市場規模，不斷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空間，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通過加強農村生活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恢復國民經濟健康、快速、持續的增長，使農村勞動力有可能有機會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進而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內需、淘汰過剩產能的最有效措施，也是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之策。
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發展和完善全國統壹市場，縮小地區差距。
中國各地發展水平差距很大。如何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斷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是新世紀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克服的困難之壹。在這方面，建立全國統壹的市場是關鍵。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提出的“要素價格均衡理論”，在沒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要素稟賦結構不同、比較優勢不同的地區能夠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確定產業結構，進而通過統壹的產品市場進行地區間的產品交換，那麽各個地區勞動者的收入就會與經濟發展趨同，壹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就會成為另壹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以糧食為例。目前中國東部人口比中部多，工資水平高。所以糧食這種相對土地密集型的作物，在東部沒有比較優勢。如果有全國統壹的市場，當土地和勞動力的機會成本隨著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而增加時，糧食生產會越來越不經濟，東部地區自然會降低糧食生產的比重，增加從糧食生產有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購買。糧食市場價格會相應上漲，中部地區主要生產糧食的農民會從糧食增產中受益，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會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動力。同樣的道理，東部地區發展起來，也會增加對西部地區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資源密集型產品的購買，促進這類產品的價格上漲，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動力。這樣，隨著東部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東、中、西部地區的收入差距將不斷縮小。因此，要縮小地區收入差距，首先要建立全國統壹的產品市場。
全國統壹市場的建立和完善也將有利於政府的宏觀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把經濟工作的重心從參與和直接幹預生產經營轉向培育市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被削弱了。相反，通過保護農民的財產權利，激活市場，為農民創造壹個能夠節約交易成本、進行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不僅政府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有效性會大大提高，調控的範圍也會大大拓寬。(1)對於政府來說，只有整個國民經濟更加依賴市場機制，才能從處理日常瑣事中解脫出來，專註於研究和解決壹些真正屬於宏觀調控的問題。(2)通過市場的發展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政府將主要依靠壹套規則而不是壹筆錢或批準來協調經濟運行，這將有助於根除政府官員因參與微觀經濟運行而滋生的受賄索賄的陋習，使他們的註意力集中在宏觀調控上。(3)加入WTO後，中國農業面臨著特殊的挑戰。政府直接對農業提供保護和補貼，違反了WTO規則，在實踐中難以奏效。對於農民來說，在政府規則面前要求平等，比在政府計劃分配的物資面前要求平等要容易得多。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和風險方面，政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方面，市場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訊、金融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商品和要素跨區域流通的必要條件之壹。這些系統具有巨大的壹次性投資、外部效應和規模經濟。為了防止這些硬件設施的缺乏阻礙市場發展，政府有責任在這些領域進行直接投資和發展，必要時也可以開放和鼓勵民間投資這些領域。另外，從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從壹個所有者轉移到另壹個所有者，而貨幣的流向與商品相反。但商品交易的本質是所有權的交換，所以只有所有權明確，交易合同有法律保障，商品交易才能順利進行。在現實生活中，壹些地方政府不時幹預糧食等大宗農產品的流通，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所有權的直接侵犯，不僅大大增加了地區間農產品余缺調劑的成本，也使地區間產業結構的變動和比較優勢的發揮遇到很大障礙。用法律界定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權，用法律保護所有權和交易契約，也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其次，市場風險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產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多，生產決策越準確，市場風險越小。此外，消費和需求結構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準確預測。但是，收集和處理這些信息的外部效果是很大的，即壹方面它有很大的壹次性投入，另壹方面獲得的信息可以以零邊際供給成本的方式被很多農戶共享。這些信息由分散的農戶自己處理，顯然缺乏經濟合理性。因此，政府在這方面也應發揮積極作用，通過廣播、電視、互聯網定期或不定期發布經營預測，指導農業生產，降低農民生產經營風險。
第三，加快科技和體制創新，提高競爭力，迎接入世挑戰，實現農業持續穩定發展。
如果未來30年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對農業的挑戰有兩個:壹是中國農業在農村就業和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過程中，能否生產出足夠養活自己的糧食；第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能否不斷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引進新產品，提高現有品種的質量，使農業結構的調整能夠隨著經濟的增長順利進行。
根據歷史經驗和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壹般認為糧食產量增長能超過人口增長壹個百分點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為目標，假設到2030年人口達到6543.8+0.6億，那麽從現在到2030年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為0.865.438+0%，糧食產量年均增長率應為654.38+0.8%。到2030年，糧食產量應該比現在高70%。在耕地增加空間不大的情況下，未來中國能否增加這麽多糧食，關鍵在於單位面積產量能否持續提高。提高產量有兩個途徑:壹是增加農業投入；第二是技術進步。但如果技術水平不變，增加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率會下降，這種方式的潛力是有限的。因此，滿足中國糧食需求的增加主要依靠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事實上，本世紀以來世界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依賴於技術進步導致的產量增加，中國1960年代以來的糧食產量增加也依賴於此。
作者在1991—1993期間，曾帶領課題組對我國糧食作物增產潛力進行了大規模的實證研究。據調查，我國水稻、小麥、玉米最高單產與實際平均單產之差約為65438+實際單產水平的0.5-3.5倍，代表了當前作物品種光合作用水平下可挖掘的潛力。調查還發現，如果中國政府對糧食研究給予足夠的支持，通過傳統育種方法改良作物品種，可以實現壹半的潛力。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生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自然災害以來，我國政府特別重視糧食科研，在很多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1966年，國際水稻研究所開發出半矮稈水稻品種，標誌著綠色革命的開始。我國1964年研發推廣了類似品種，1976年推廣了雜交水稻。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仍是世界上唯壹大規模生產雜交水稻的國家。因此，只要我們對糧食科研給予足夠的重視，利用傳統育種方法挖掘最高產量水平與實際產量水平之間的潛力，我們應該能夠每年增產1.8%，實現2030年比目前水平增產70%的目標。如果考慮到未來幾十年的科技進步，特別是生物技術在育種上的應用，只要政府對糧食研究給予足夠的支持，中國就壹定能生產出足夠養活自己的糧食。
當然，從經濟合理性的角度來看，實現100%的糧食自給並不是最好的選擇。糧食是耕地密集型產品，中國只是壹個耕地稀缺的國家。發揮比較優勢，用更多的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品和農作物，用適量的國際貿易換取耕地密集型的糧食產品，將更有利於改善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入WTO為此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
為了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和與進口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必須加快建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農產品營銷體系，把我國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在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組織建立和實施農產品質量、衛生、安全標準體系，為農民和農產品市場經營者明確方向。目前，農民不了解國際市場和國外農產品的質量標準、包裝要求、衛生檢疫要求。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性質，甚至在國外也屬於政府有關部門的管理職責，因此不屬於直接的農業保護或補貼，也符合WTO規則。只要廣大農民有明確的努力方向，有全國統壹市場建立提供的機遇，自然會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壹樣，贏得入世之戰，把中國農業發展提高到壹個新的水平。
在提高農業科研的品種和質量方面，除了提高我們自己的能力外，我們還可以增加農業方面的國際合作，從發達國家或地區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術和品種。在這方面，與臺灣省的合作值得特別關註。中國大陸農業科研的不足是臺灣省農業科研體系的強項，兩岸農業科研體系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間。1960年代以後，隨著臺灣省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省農業部門進行了重大的結構調整。水稻和甘蔗兩大傳統農產品產量相對萎縮，保持凈進口態勢，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園藝作物和水產養殖依靠農業科研部門和推廣體系的突出成果以及農民素質的提高，產量大幅增長，保持了壹定的出口競爭力。然而，隨著臺灣省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價格的不斷上漲，臺灣省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競爭力正在逐漸喪失。入世後，大陸農業可以與臺灣省進行分工合作，鼓勵臺灣省農民到大陸投資，轉移品種和技術，從而加快大陸自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這有利於臺灣省的農民，有利於大陸，有利於兩岸的和平統壹。
第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加快農民就業結構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的前提是非農產業的大發展，可以不斷創造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吸收農業勞動力進入非農就業崗位，不斷降低農業就業的比例和數量。上述機制是農民收入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前提。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三農”以外的非農產業的發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政府不能再對某壹行業給予直接補貼。非農產業的大發展，必然是這些產業具有強大的市場競爭力，這就要求這些產業符合我國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在未來很長壹段時間內，中國的比較優勢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在討論中國入世的挑戰時，國內理論界和實踐部門有壹種廣為流傳的信念，認為中國應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尖端的大企業，只有這樣才能與外國企業競爭，否則民族工業就會在市場競爭中失利。事實上，壹個國家產業的競爭力主要取決於其產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產業競爭力自然就越強。壹個產業的成本主要看是否利用了自身的比較優勢，這是由壹個國家的要素稟賦決定的。目前中國的要素稟賦是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因此，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和產業部門具有勞動強度的特征。如果把國家的精力放在發展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上，勢必會繼續人為壓低資本價格，采取各種行政手段保護資本密集型企業免受市場競爭。這樣壹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就無法完成，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遇到各種困難，“欲速則不達”。
相反，遵循比較優勢的產業由於成本低，市場競爭力強，不需要政府特別保護。這個行業因為競爭力強，盈利能力強，經濟剩余多，資本積累快，導致要素稟賦結構快速升級。資本在中國會逐漸從相對稀缺變為相對豐富，但勞動力會越來越稀缺。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競爭性行業越來越資本密集，技術先進，所以中國可以用“小步快走”的方式趕上發達國家。
任何行業和企業的發展都需要靈活的金融市場的支持。中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存在很多問題。加入WTO後，中國金融業即將對外資開放，競爭將十分激烈，金融業的改革迫在眉睫。目前除了解決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消除資本市場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確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體系的功能主要在於調動和分配資金，但調動資金的功能實際上從屬於分配資金的功能。因為資金配置得好，經濟有效率，經濟就會有更多的剩余，可以調動更多的資金。而且，如果資金配置得好，資金回報率高，儲蓄意願就高，在經濟剩余中用作積累的比例就高，所以資金動員的效率就高。資本配置的效率取決於經濟中最有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能否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務。
目前我國最具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行業主要是中小企業，因此保證這些企業的融資需求應該是我國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對於中小企業來說，最適合的融資方式是通過中小銀行間接融資，這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缺乏的壹塊。如果這種格局不改變，中小企業將很難滿足其資金需求。如果中小企業發展有障礙，農村勞動力轉移就不會順利，速度就會變慢。因此，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壹項緊迫任務，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措施。
1990後，我國地方中小銀行在改造各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開始發展，但目前業務量不大，實際操作不成熟、不規範。地方中小銀行必須商業化，不能被地方政府控制，使其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依附於地方政府，甚至成為地方政府脫離當地實際和比較優勢，盲目投資的工具。那樣的話，中小銀行不僅無法像四大專業銀行那樣成為中小企業便捷的融資渠道，而且必然會產生很多不良資產。此外，中小銀行的發展需要完善金融監管體系，防範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中小銀行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壹定的規模，才有必要的分散市場風險的能力。中小銀行雖然是地方性銀行，但也要註意引入銀行間的競爭機制，防止人為壟斷造成的低效率。
中小企業多為民營經濟，壹般在市場競爭中產生和發展。技術選擇更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民營經濟的發展可以創造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出口，實現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意義重大。世貿組織最重要的規則是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原則。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們需要對海外投資企業和進口產品實行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原則。事實上，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首先對我們自己的私營經濟實行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原則。所有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的投資領域都應該更徹底地對我們自己的民營經濟開放，壹些不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的投資領域也應該對我們自己的民營經濟開放。本來不管入世與否，我們都應該為自己的民營經濟做這件事，但由於長期思想解放不夠，體制改革滯後，沒有及時調整。行業進入限制現已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現實情況是，很多已經對外資開放的投資領域，在政策上仍然不允許進入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在財稅政策上仍然與外資企業處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甚至與國有企業相比，更容易受到體制上的歧視。在新形勢下，發展民營經濟，創造就業機會，需要投資領域向國內民營經濟全面開放，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廣闊空間。
動詞 （verb的縮寫）結論
改革以來，中國的農業生產發展很好。“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是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現代化的根本途徑。為了加快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解決農民增收問題，開拓廣闊的農村市場，擴大內需，從根本上緩解我國當前國民經濟產能普遍過剩，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正確的政策選擇。長期以來，中國農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家庭純收入仍然主要依靠農業收入。因此，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率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方向。結合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國統壹市場，實行區域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縮小地區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依靠科技進步增加農業產量，提高農產品品種和質量，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不斷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依托體制改革，培育現代農產品營銷方式，參照國際標準制定和實施廣泛的農產品質量衛生標準，為農民和農產品經營者提供明確的努力方向，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為了促進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需要大力發展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努力創造非農就業機會，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出口。通過發展中小銀行體系，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融資難的問題。迎接加入WTO的挑戰，首先要消除對國內民營經濟的投資限制和政策歧視，加快發展國內民營經濟，把民營經濟培育成創造非農就業機會的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實施，將使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煥發新的活力，成為國民經濟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展水平的重要力量。